对于南方居民而言，竹子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以竹子为主要原料的工厂、作坊星罗棋布。有的地方以竹林、竹楼和系列竹产品开展旅游业，游客云集。其实，在远离竹林的北方，也是须臾离不开竹子的。吃饭的竹筷，铺的竹席，织衣、烤肉串的竹针，剔牙的牙签，居室的竹帘，真是俯拾皆是。至于工程用的脚手架、跳板，打鱼用的桅杆、网竿、撑竿，竹篙，萄萄、豆角、黄瓜、西红柿等作物用的架竿，大多是竹子。就连我国最北部边境的黑龙江里，也有上下漂流的竹排。所以，从竹子的使用范围之广来说，把竹子叫作“中华竹”是再恰当不过的。

把竹子称为“中华竹”，还因为竹子是我国悠久灿烂文化的载体，包括礼、乐、书、数、兵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一场《灿烂文明》中最精彩的一段当属竹简操了。演员们手持竹简表演，精彩绝伦。这竹简便是用竹片穿成的书一一中国最早的书。“韦编三绝”里的“编”，就是孔子读的《周易》，是用牛皮绳把竹简编在一起的。后来的“四书”、“五经”，都是竹简书。再说乐，古代的音乐被称为“丝竹”或“管弦”，这里的“竹”和“管”指的正是竹乐器，包括笙、管、笛、箫等。书法更离不开竹，用竹管插上兽毫就是笔，“用笔”又叫“握管”，字当然要写在竹子上，成语“罄竹难书”由此而来。算术用的筹是竹子做的，由“筹”发展到“筹划”，再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足见“筹”的重要。兵指的战争，战争的主要武器——“箭”， 就是竹子做的，字义从竹而来。最早的盾、云梯、陷阱都高不开竹，现代的竞技体育有好多项目未自竹，如跳高、撑杆跳、射箭、漂流、竹竿操等。在古代建筑中，把竹跟石灰、砂浆混合使用，创造了比钢筋混凝土还坚固耐久的建筑奇迹，举世闻名的赵州桥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成语词典里，带“竹”字的词非常多，诸如“胸有成竹”、 “竹报平安”、“势如破竹”、“竹节松贞”、“有梅竹马”等。文人墨客的诗文书画，好多以竹为题材。刘禹锡的“竹含天籁清商乐，水绕庭台碧王环”，白居易的“露荷散清香，风竹含疏韵”都是咏竹的佳句。郑板桥则终其一生以画竹为乐趣，他的《竹石图》中“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到生时是熟时”的诗和画堪称”双绝”。如今，以竹为題材、背景的文学作品、绘画、工艺品、编织品、装饰物比比皆是。带“竹”、“筠”、“汉卿（汗青）”等字眼的人名更是无法统计，关汉卿用戏剧为民请命而千古流芳，张汉卿以兵谏救国而青史留名。陶渊明笔下的“良田美池桑竹”，是世外桃源的自然特征。“竹林七贤”竹林中饮酒赋诗吹管潇酒一生。儒、释、道的布经传道场所大多选址于竹林，他们都以竹的精神品格而自省、自悟、自喻。难怪观世音菩萨的对联也用了“碧莲台上主，紫竹林中仙”。

（选自郑德优《中华竹》）

鲁迅先生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但是承载着国民精神的文艺不是无本之木，而是耕耘于生活的田野。生活是文艺的土壤，文艺是人类生活长出的禾苗、结出的硕果。创作的源泉来自我们脚下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来自人民砥砺前行的脚步，来自大千世界里活色生香的生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态度。深入生活，文艺才能植入最深刻的现实；扎根人民，作品才能流动最真挚的情感。只有在火热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与现实碰撞，与人心激荡，才能生发最动人的力量。也正是这种艺术的力量，才能让人得以面对外在强大力量挑战时作出自觉的回应，得以在美的享受中克服并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感、疲软感、卑微感和恐惧感。

文艺根植于生活，不是被动反映生活，不是机械复制生活。它源于生活而又必须高于生活，艺术家不但要练就感受体悟生活的本领，还要练就提炼升华生活的能力。面对生活原野，艺术家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又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这就要求艺术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重建现实主义精神，通过文艺创作观照现实、挖掘价值、守望理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作品。

如果说生活是文艺的土壤，那么文化就是文艺的家园。中华民族能在历尽磨难后浴火重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拥有5 000多年的悠久辉煌的历史积淀，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孕育滋养了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华艺术和中华美学。古雅清新是其精神气质，自由自然是其精神价值，和而不同是其精神结构。中华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中国人的最高生命理想是通过融入自然万物而实现伟大、自由、永恒和超越。这种对自然的体认已经在艺术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已经生成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中华美学。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奠定了中国艺术坚定的自信、自立和自豪。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乌，然而没有一双坚强的理论翅膀，小鸟就不能飞得高远。哲学家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进而变成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文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理论支撑和评论引导。当今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社会体制深刻转型、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激荡，文艺正发生着重大变革。由于文艺理论体系、文艺价值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新的文艺类型、文艺群体和文艺组织的不断涌现，文艺评论面临许多崭新的课题。于是推动文艺评论的繁荣发展，加强文艺评论学的学科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

（节选自庞井君《燃起照亮固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有删改）

文学社群与文学流派

张涛

在文学流派研究学术史上，文学流派与文学社群是怎样的关系，学术界争议颇大。吴奔星《文学风格流派论》指出，“文学社群不等于文学流派”，“不能把文学社群和文学流派等同起来”，“文学社群是否为文学流派，必须具体分析”。当下文学流派研究有必要澄清二者关系，这是研究地域文学流派的先决条件。

“社”原先来自于中国古代先民对土地繁殖生命能力的一种宗教崇拜，后逐渐演变为中国古代民间春秋两季祭祀“社神”、祈求丰收的风俗习惯。到了明代，人们把具有共同兴趣和信仰的文人士子组织在一起从事一定的有组织有目的活动的群体组织称为“社”。而文学派别，陈文新教授《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认为主要源于先秦之《诗经》与《楚辞》。他以南朝梁钟嵘《诗品》关于建安以降的五言诗“源出于某某”为依据，把文学流派溯源至先秦《诗经》之《国风》与《小雅》，以及战国之《楚辞》。随着建安以降文学独立地位的凸显，文学流派才得到充分发展，国风派、小雅派与楚辞派三种文学流派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

文学社群一般具备严格的组织体系，如必须具备大家推举的社长、制定的社约、严格吸收的成员、定期开展的社群活动，等等。而文学流派则更多表现为一种观念上的文人集合。也就是说，文学流派不必像文学社群那样有严密的组织实体，只要某一特定文人群体围绕某一文坛领袖形成共同的创作风格，并在文坛产生一定影响力，就往往把这一文人群体称为某一文学流派，至于是否具备严格的组织体系并不重要。而文学社群则不一定要求社群成员在创作风格上的一致性，只要志同道合，皆可入社。

文学社群的成员虽然多为文人士子，但这些文人士子所结社群不一定是为文学目的。如明末著名的文学家张岱青年时期在绍兴曾结丝社弹琴娱乐，明天启二年又与其叔张尔葆于绍兴结斗鸡社取乐，黎遂球诸昆弟在年轻时于番禺结怒飞社放鸽游戏，明末大儒刘宗周还于崇祯四年在越中结学术性社群证人社，等等。因而，文学社群在范围与性质上具有多样性，在功能上也表现出较多的文化色彩。而文学流派则纯粹是一种伴随文学独立而在文学史上出现的文学现象，它是某一文人群体对文学创作规律普遍认同的结果。

当然，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即使在文学社群并不发达的其他历史时期，也可能出现众多文学流派。但到明末清初，文学社群无处无之，且大多集中在某一地域兴盛，因而，文学流派的形成（特别是地域性文学流派）就不能不受士人结社的影响，众多文学流派就是在士人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是当前文学流派研究必须要澄清的一个问题，也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亟待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