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有内外经验可供参考。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成功，必须了解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历次“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原因，在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上进行实质性的创新。

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振兴农村产业。没有产业的振兴，其他方面的振兴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产业发展指的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引多元化的发展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创新制度，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

新时期需要有高起点，尤其是要避免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中有时出现的产业雷同、档次不高、无序竞争等现象。近期，需要在选准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重组产业链，并适当调整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盟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逐步将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现代创新集群。未来，则需要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其不但在农业产业链中发挥影响，同时在科技产业链与价值链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乡村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都是为了实现乡村宜居，而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无论是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方式，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渴望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这势必会影响原来的管理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村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发生转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程度确定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追求“以人为本”，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全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程度，才能减少决策的偏误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通过构建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等，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

(摘编自高启杰《乡村振兴需要实质性创新》)

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要代表的、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它包含着齐鲁文化、河洛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以先秦时期齐鲁两国文化为内核和主干，以齐鲁两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延续作为主要描述对象的文化类型。齐鲁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斑斓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支，孕育出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体系的创始人以及其他先秦诸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齐鲁地区成为“文化圣地”，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鲜明特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及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儒家思想体系是在齐鲁文化的土壤里孕育而成，而且中国文化史上其他几种重要的思想学术派别也大都是由齐鲁文化孕育、影响或催生而成。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并称“显学”。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都是正宗的鲁国人，儒学大师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十五即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并曾三次为祭酒。墨家创始人墨翟，也是鲁国人。墨子曾习儒术，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后觉儒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遂自立门户，创建了墨家学派。

先秦兵学多出于齐文化，孙武、孙膑及司马穰苴均为齐国人。在中国古代兵学文化中，齐鲁兵学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代表着先秦兵学的主体构成与最高成就。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虽非齐鲁之人，但中国古代道家形成和发展也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汉书·艺文志》将商代伊尹与姜太公列为道家之首，并将《管子》列入道家著作。在老庄之前，道家思想已萌芽于齐鲁文化之中。

秦始皇攻灭六国，建立起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实行“焚书坑儒”政策，齐鲁文化一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汉王朝建立后，采用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后又于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论是黄老之学，还是儒术，都是齐鲁文化的结晶。齐鲁文化在汉代逐步上升为国家最高统治者承认的主流文化。儒学取得国家法典性的地位后，逐步在国家的支持下成为“经学”。汉代的经学大师大多出于齐鲁之地。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初传授儒家五经的八位大师中有七人是齐鲁学者。此后，汉魏时期许多著名的经学大师大多为齐鲁学者，经学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基本上为齐鲁学者所垄断。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齐鲁文化，成为西周至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华夏文明的代表和象征，自汉朝以来，儒家学说的许多核心价值观念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范式的建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齐鲁文化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越了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界限，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

现实关注提升中国电影品质

赵防卫

国产电影已经走过了粗犷式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提升艺术质量的时期。“新主流大片”以丰富的类型、扎实的叙事、充沛的人文含量、多样的艺术探索获得了较高的艺术质量，为提升当下国产电影艺术质量提供了重要启示。

由主旋律电影进行美学升级而成的“新主流大片”中有历史题材影片，但更多作品如《湄公河行动》《救火英雄》《空天猎》《中国推销员》《拆弹专家》《红海行动》《战狼2》等为现实题材影片。这些影片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取得了丰盈的艺术成就。

首先，这些影片延续了主旋律电影中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更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如《红海行动》用三个层次诠释了爱国主义，探究其多元化和深刻性。第一层次表现的是蛟龙突击队对集体同胞的解救，这与大量同类题材影片所表达的爱国主义并无区别。第二个层次则突出了对个体同胞的解救。影片以这种表现，凸显了国家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对每位同胞生命的尊重，其以人文厚度获得的国家层面价值远远超过表层的人员损失，是至高无上的。而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也因此被赋予了人文的高度，超越了第一个层面的普通爱国主义。在第三个层次中，蛟龙突击队的任务已不再是解救人质，而是和恐怖分子抢夺制造脏弹的原料，把蛟龙行动升级到反恐、反战争和拯救人类的高度。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在这个层次中也超越了前面两个层次，获得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

其次，这些影片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人物。影片中的人物，摒弃了之前平面化的塑造，被赋予了具体、生动、可感的立体性格，比起以往有了较强的创新意识，如《战狼2》中的冷锋绝非“高大全”，《红海行动》中的众多人物，并未被淹没在“爱国主义”的海洋中，也未被淹没在群像和类型之中。片中大部分人物都有较为鲜活的个性和立体的人性，影片也以此再塑了中国当代军人所拥有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

再次，这些影片将主流价值观和商业类型充分对接，在提升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确保了其传播价值。如《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均营造出了战争、动作、悬疑等类型元素。在营造类型时，影片也努力避开常规，求变求新，如《湄公河行动》中的商业突袭、《战狼2》中的水下打斗以及坦克大战、《红海行动》中的狙击手对决等都体现出了类型新意。

当下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弥补了国产电影的短板，使中国影坛出现多元化创作格局，特别是在国产电影价值观广受诟病的当下，这些影片展现主流价值观、宣扬正能量、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特别有启示意义。这是电影人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

日前，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共同发布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亮点纷呈，直抵人心。无论规定之细还是针对性之强，乃至措施之实，都可圈可点。“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不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其结果就会让新《规定》沦为银样镴枪头，看起来煞有介事，实则不中用、不实用。

校园食品安全之所以时有发生，一大原因就是监督失灵，该监管的不监管， ① 。纵观新《规定》，在监管方面至少有三个新的特点：一是强化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二是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学校集中用餐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三是重视学校食品安全的社会共管共治。从一定程度上说，家长最关心孩子健康，最有动力行使监督权。如果家长也能参与食品采购、食堂管理、供餐单位选择等涉及学校集中用餐的重大事项并拥有尺寸之柄，准确掌握食品进货、供餐单位等信息，那么校园食品安全就会多一重保障。一言以蔽之， ② ，多一些监管才会少一些隐患，校园食品安全的重锤须“砸”进监管者的心里。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詹姆逊曾经指出：“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多此前未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资本的势力逐渐成为支配一切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詹姆逊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即消除经济、文化两个领域之间的差异，进而消除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

正是这种现实，文学遭遇了两难选择：为了弘扬民族价值，文学必须强调民族特性，而且越鲜明越好；为了让其他民族认同而产生世界影响，文学又必须模糊或放弃某些民族性的因素而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世界。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几乎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典“化石”。我们有过“中国气派”的追求，喊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也走过“俄国人的路”，甚至今天还在虔诚地膜拜着“世界文学”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民族在中西文化上的摇摆状态。

中国文学的探索与实践大体可分两个系统。其一，坚守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创作，如废名、汪曾祺的创作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去寻求突破，文辞简约幽深。其二，创作直取西方文学的样式，如李金发、王蒙的创作，前者以法国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为师，走向象征主义的朦胧晦涩；后者模拟意识流，创作出大异其趣的作品。但这些努力没有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座上客”。

西方内部也曾发生过文化趋同性与民族求异性之间的矛盾。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它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参照系，成功地完成了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受到当时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推崇天才的创造性力量，而它的参照系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两次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思想运动都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既需要强势文化的滋养，更需自己传统的力量，这样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

当下，中国正在拓展开放的宽度，提高与世界融合的深度，中国民族文学当然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需要引进“他者视野”，给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激励与竞争的机制，以利于优化本民族文学。对于民族传统的文学书写，也不必注重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这些外在标识，时代已经重塑了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独特心态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正以新的样式存在于生活的细节。观照世界，接续传统的灵魂，才能让本民族文学真正以“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

（根据网上资料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