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是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的经济基础，我国历朝历代封建政权对于赋税的征收莫不极力讲求，并制定了种种严密的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即在丈量土地、清查人口的基础上制定了鱼鳞图册与赋役黄册制度。黄册以人户为中心，册上登载各户人丁及财产状况，鱼鳞图册则以田地为主，两者相互参照、互为经纬，构成国家征派赋役的重要依据。

但无论是依据户籍还是地籍，明代十年一大造的制度规定，都不能适应历年所发生的民户人丁、田地的变化，加上攒造册籍与推收钱粮过程中，户书、粮书、里书、甲书等吏役人等从中舞弊，生者未补入，死者不予勾销，田地买卖、抵押等情形都没有登录在册，黄册制度逐渐陷入紊乱和废弛状态，因此，在很多地方黄册演变为徒具虚名的“伪册”。有鉴于此，地方州县以黄册为基础，为应对编徭征税的实际而编制实用文册，即实征册。实征册可以按照实际需要灵活编制，更适合本地区的情况，很快就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被普遍采用。于是在明代中后期，赋役册籍就出现了两套系统：一种是日益成为具文的黄册，一种是切合地方实况的实征册，时人即云“解部有黄册，则州县有实征（册）”。在徽州地区，万历年间之后乡民买卖田粮后推收税粮，主要在实征册上进行，在黄册上推收已纯属形式。

随着清初以万历年间的税赋原额来编纂赋役全书，政府逐步确立了田赋“定额化”的原则，以此来确保国家财政的收入。而清初编纂的赋役全书已成为一种征税标准，于是实征册就成为田赋“定额化”下州县实征的重要册籍。清代前期，一般都是由州县官主持编纂实征册。据黄六鸿于康熙年间撰写的《福惠全书》所记载，实征册由州县官于每年征税前，召集里书攒造而成。其具体办法是，先确定本县一年应征钱米总数，然后按照本县应税田亩数及科则，分配到各都、图、里、甲，最后落实到各甲花户，按照花户登录到册籍上。实征册每页可写八户，每户名下写明田地山荡人丁的税则及花户应纳税额。甲、图、都各造其实征册，然后汇总为州县的实征册。此种编制方法应该反映了大多数州县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前期由州县官主持编纂的实征册，一般在县衙和乡里册书手里各存放一本。但在由下往上的编制实征册的过程中，乡里册书手里实际保留了实征草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乡里册书掌握的实征底册由于随时推收和更新，更为贴近实情；另一方面，随着州县官的频繁更换，特别是咸同年间遭遇兵燹，保存在县衙的实征册大部分散佚或毁于战火，一些地方官府不得不主要依赖乡里册书所藏之实征底册。如果说明代的赋役黄册与清代的实征册皆为“官册”，那么保存于乡里册书手里的“实征底册”就属于“私册”。从明到清，由于黄册逐渐脱离实际，实征册也开始失控，于是乡村基层赋税征收的依据转以“私册”为凭，由此呈现一种由“官册”到“私册”的嬗变轨迹。

（摘编自杨国安《账簿与权力：清代实征册与乡村基层赋税征收》）

材料一：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园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

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园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疏浚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美国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如何应对“school bullying”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校园霸凌中校方责任刍议》）

中国传统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政治被称为礼乐政治，对礼乐的崇尚和实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政治的基础，诗教、礼教和乐教则构成了国民教育的主干。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来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乐则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相互取代，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后，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所谓以美储善，就是通过对善的渗透和包容，使美成为道德的容器和存在的境域。春秋时代，孔子对西周政治推崇备至，一段时间梦不见周公就心怀惶恐。但他在讲西周政治的特色时并没有讲到善或道德的问题，而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说明人文性的美并不仅仅是为善的到来铺陈前奏，而是对至善之境具有整体的涵盖和弥漫性。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由此显现的形象的光辉就是崇高。

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一方面则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的问题。一种美德共济、美善相乐的雅化国风正是借此形成的。在美与德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者之所以以美和艺术作为国家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原因在于美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者之所以持之以恒对人民进行诗教和乐教，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美和艺术对人性之善的发蒙、滋养和化育作用。从中国历史来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

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的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选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