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就有10道，若将附带在其他工作的文件计算在内，已出台的“减负令”多达50多道。如果将地方出台的“减负令”算进来，过去60余年，我国出台的学生“减负令”多达上百道。

其实，过去60多年的学生减负实践，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折射出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社会、家庭对于教育的不同诉求，以及因时而异的社会价值观。梳理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10道“减负令”，我们发现，每一道“减负令”所对应的“症状”，都是因片面追求升学率所导致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稍微不同的是，不同时期学生课业负担的程度与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形式和程度各异。

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对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应试’倾向、超纲教学”等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六类突出问题，联手排查、全面治理。数据显示，在调查样本中仅有38%的学生没有报辅导班，其余62%的学生都报了辅导班，可见报名辅导班是普遍现象。

“中小学减负”，再次成为舆论美注的热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

从以前老百姓关注的学生“课业负担”到如今的“课外负担”，一字之差，折射出“减负”这个老大难问题已呈现出新的特点，也引发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关注。

(摘编自柯进、王家源《减负：艰难中前行》，《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19日)

材料二：

《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是中国教育中的一道难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被称作当代中国教育最大的“顽症”。《报告》中，针对我国多个省份的小学生家长、初中生家长和高中生家长发起的学业负担调查显示，有近四成的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业负担重。睡眠不足、身体素质下降、“小胖墩”“小眼镜”越来越多，成为教育领域的重点问题、难点问题。

图一父母对孩子学业负担过重原因的认识

图二 家长对“减负”的看法

图三 家长对如何“减负”的建议

(摘编自《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

材料三：

“减负”并非意味着不留作业，更不是说让学生完全没有学习的压力，“减负”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孩子的课业负担来自学校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强化，过分强调重复书写、记忆的知识，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作业占据了学生们太多课余时间，没有留给学生更多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对此，应该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升教师水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对于学校来说，要开发多样化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展现好奇、自由想象、大胆质疑和合作探索，从而唤醒每一名学生的潜能，构筑每一名学生的自我激励系统，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天赋。教师也要转变，要从关注学习成绩本身转向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教师还可以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了解学生成长经历、知识基础、认知特点，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精准助学。学校与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尝试建构课业负担检测预报模型，实行基于事实的时时跟进检测制度，提高“减负”效果。

(摘编自戴立益《“减负”是要把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19日)

记者日前在上海采访时看到，早晨7点半，嘉定区赵巷村的垃圾投放点热闹而有序。

志愿者顾彩娥热情招呼前来扔垃圾的居民赵根发，熟练地扫码登记。“滴”的一声后，赵根发收好自己的“绿色账户”二维码，在垃圾厢房配置的洗手台前一边洗手，一边对记者说：“月底我的‘绿色账户’就能有五六百积分，可以换牙膏、洗衣粉等生活用品。”

“绿色账户”是上海市在垃圾分类激励机制上的创新，向参与垃圾干湿分类的家庭发放。居民只要每天早晚定时定点正确分类投放垃圾就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物品或购物优惠券等。如今，上海的“绿色账户”已经发卡500多万张。

能烂在地里的就是湿垃圾，不会烂的就是干垃圾——简明两句话，居民们记得滚瓜烂熟。有居民说：“垃圾没分类都觉得不习惯了。”

居民垃圾分类投放仅仅是第一步。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等多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为严防“源头分类、中端混运、后端混合”问题出现，江苏省苏州市加强监督考核，通过第三方单独收运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等措施，加强对既有分类小区的长效管理，重点加强对混收混运的监督管理。

该市还在“苏州垃圾分类”微信平台开设了混收混运举报通道。市民如果发现混合收运行为，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进行检举监督。对于发现混收混运的居民小区，当地将取消垃圾分类小区称号，进行通报批评，并给予举报市民200元的现金奖励。

上海、厦门、西宁、广州等近30个城市出台了垃圾分类相关法规条例或管理办法，对垃圾分类链条上各相关方责任进行了明确。

（摘编自《推进垃圾分类，推动绿色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6月6日）

（摘编自“人民论坛”）

（摘编自《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

日本垃圾分类是世界公认的成功典范，日本基于本国资源特点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社会各界全方位参与的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这一机制的成功构建，是日本垃圾分类处理成功的最大秘诀。

垃圾分类之后，不同垃圾于何时、何地投放，各类垃圾的针对性处理方法，在日本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并且日本政府为垃圾的投放、回收，配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以保障垃圾分类的施行。

日本还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以及建立相关的监督、惩戒机制保障垃圾分类的施行。为推动法律的施行，日本警察、公益性环保组织会联合当地住民，对居民和企业的不合法行为进行劝导和纠正。不按相关法律分类丢弃或者不按规定的场所、时间正确丢弃，垃圾将会返送回去；此外，对拒不改正或恶意扔撒垃圾的企业管理者，则会受到行政处分。

推动垃圾分类治理，离不开宣传与教育。日本建立了政府带头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的宣传教育体系，对全体公民进行系统而细致的环保和垃圾分类宣传与教育。多年的宣传教育增强了民众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同时也教育民众如何科学分类，并形成了良好的垃圾分类管理的舆论环境。现在，将垃圾进行分类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摘编自《日本垃圾分类处理经验：资源化利用是趋势》，《新京报》2019年5月31日）

材料一：

传统村落是活的文化遗产，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批传统村落逐步消失。住建部的数据显示，经过抢救性保护，过去5年间，我国基本实现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第一阶段的目标，全国有63%的村落传统公共建筑得到保护修缮，70%以上的村落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民收入一万元以上的村落由不足5%增至21%，社会保护意识和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以传统村落占比全国第一的云南为例，旅游开发的比例不足10%，开发尚可的古村落比例不到1%。下一步保护工作的难点是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的基础较差。这使得在保护、修缮中不仅要提升卫生、餐厨、通风等传统民居的性能，还要与扶贫工作结合，而这些工作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要重视。

（摘编自《住建部：开发商不应该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

材料二：

注我国对古村落的保护采用名录制，又名“名录保护”，将传统形态完整、遗存丰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一个个甄选和认定下来，列入名录，加以保护。

材料三：

在传统村落开发规划和保护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村落保护的商业化气息过于浓郁，将传统村落当成“旅游提款机”，忽视了村落固有的文化生态，有导致生态文化灾难的隐患；过分注重村落外表的整齐、富丽堂皇和高大上，忽视了村庄“人”的感受，没了原住民，没了原始行业和行当，没了活力和生机。

贵州省及时出台《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给传统村落保护行为分门别类、设定框架、详细界定、规范约束，给社会大众提供登高望远的观念引领。比如针对村落保护中的过度商业倾向，《条例》强调“注重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延续性，防止传统村落空心化、过度商业化”“在传统村落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应当尊重村民意愿，并对村民所有的建筑物处理做出约定”，提醒人们，村落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赚取真金白银，商业化开发更是为了给保护工作提供物质保障。

（摘编自《守住传统村落的味和魂》）

材料四：

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资金问题，尽管各地政府部门都有一定的拨款，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村民的保护意识不强。甚至可以说，在一些贫困地区，衣食住行都存在问题，谈传统村落保护无疑是奢侈的。

因而，要让传统村落保护真正“活”起来，就需要对症下药。对于资金的问题，除了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之外，各地的科研机构、民间组织乃至有责任担当的企业，都可以参与进来。至于意识问题，则需要依靠文化普及，让村民、地方政府都能拥有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自觉性。

（摘编自《让传统村落保护真正“活”起来》）

材料一：

日前，2018年“北京青年榜样·时代楷模”评选结果已揭晓，30位来自各行各业基层一线的青年榜样获此殊荣。

其中，既有从事“天宫一号”信息系统设计工作，首创性提出模块化设计思想的柏林厚；还有带领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为20876名视障人士做助盲志愿服务的曾鑫；更有把京剧带上《中国有嘻哈》《创意中国》《我要上春晚》等舞台的京剧青年团演员谭正岩以及漫画《滚蛋吧！肿瘤君》创作者孙玉芊。

此次开展的“北京青年榜样·时代楷模”主题教育活动，面向全市各行各业基层一线，寻找、推选在改革开放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传播社会正能量的青年榜样。

主题活动自今年7月启动，在团员青年中引发热议。运用线上线下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动员，覆盖人数过百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介绍，下一步组委会将举办榜样人物发布活动，描绘出当代青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时代楷模群像。将全市团员青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推向高潮，带动广大青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潮。

材料二：

日前，作为第六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展演剧目之一，复旦剧社原创话剧《种子天堂》在北京语言大学梧桐会堂上演。该剧根据“时代楷模”、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生前真实事迹编排，主人公坚守信仰、无私援藏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

作为复旦剧社近年来自导自演、讴歌新时代楷模的一台优秀剧目，《种子天堂》用生动丰富、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钟扬同志的风采和精神，取得了教育人、激励人的良好效果。

人们不会忘记，他不顾高血压、心肌肥大，坚持16年援藏，带领学生数次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共采集了上千种植物的种子4000够多万颗；他帮助连硕士点都没有的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不仅带领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还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推向世界；他立志要“为每个少数民族培养一位植物学博士”。

《种子天堂》诠释了钟扬同志53年的生命厚度和人生高度，饱含着复旦人对钟扬同志的深情追思。复旦剧社社长、2015级硕士研究生朱逸骏是钟扬扮演者。在创作过程中，他反复揣摩、不断思考。作为主演，导演要求他不能单纯从外在形式上模仿钟老师，而是用最单纯、质朴的赤子之心来出演。

校园戏剧从原创性、实验性、探索性的角度出发，才更具有纯粹的情感共鸣。面对与角色年龄相差悬殊的学生们，他们深入角色肌理，尽可能质朴地呈现出来，关键是“感受钟扬老师，汲取一种力量，收获成长”。《国话研究》主编颜榴认为，《种子天堂》选材独到，“这部戏的核心主题是关于种子，这个种子既是生物种子、精神种子，也是教育种子。高校剧社排演这样一部戏，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一场话剧，与感动相遇》，《人民日报》2018年12月5日）

材料三：

CCTV中国创业榜样评选自2016年首次成功举办，到今年已是第三届，评选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国家电视台的高度扛起双创舆论宣传大旗，助推“双创”生态建设。树立创业榜样，传递创新精神，中国创业榜样评选以人物视角把握经济走向，成为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今年的评选，汇集了智能AI芯片等具有高度竞争力的项目，这些项目有的走在世界科研前列，有的打破国际垄断，获奖者不仅是行业翘楚，而且正以极大的创新创业热情推动行业的发展，照亮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此外，今年的评选还汇集了大学生返乡创业、帮助贫困山区农民脱贫的富硒茶旅项目，致力于农村“煤改电”、减少空气污染的石墨烯取暖项目等。通过对这些创业榜样和项目的展示，充分响应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河北青年报》2018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