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全球除中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这与十几年前相比，是一种“井喷式”的增长。增长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孔子学院进行的汉语国际传播，但是，汉语国际传播是否单靠孔子学院就可以完成？很难想象，中国人如果对自己的汉语都没有自信，又如何能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建立起来？国际化未必是英语化，汉语化也未必不能够国际化，我们对汉语的态度影响我们在国际上使用汉语的态度，我们在国际上使用汉语的态度又会影响到国外人士的汉语使用。毋庸置疑，就目前情况来看，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能力确比汉语要强，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也有大批汉语热心人士。在这些汉语热心人士面前，我们更应该表现出自己对汉语的信心。

应注重汉语国际传播平台的多样化。目前如此多的海外合作，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促进汉语国际传播的机会。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都需要有人来推动，只要有中国参与的国际场合就构成一个汉语国际传播的平台。但首要条件是，我们应该建立对自己语言的信心，在能使用汉语的地方不去选择其他的语言，努力使别人来理解汉语，鼓励合作方也用汉语与我们合作。而在涉及对外交流的大型节目中，我们也应该尊重汉语，使用汉语去交流，而不是诉诸其他的通用语。一个可以让我们反思对待汉语的例子是，法国学者德里达2001年的中国之行中，屡次演讲使用的都是法语，而不是更为通用的英语。与之相应的是，法国政府将其语言政策提升到了国际的高度，以《法语使用法》的形式规定了必须使用法语的领域，竭尽全力地促进法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使用。

越是一流的中国学者，越应该去承担传播汉语的职责；越是一流的中国媒体，越应该具有汉语国际传播的使命，越是一流的中国企业，越应该具有传播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注重孔子学院的汉语国际传播的同时，在其他方面做得却还不够。以中方投资的巴基斯坦的大沃风电项目为例，投资方也在基地的附近出资修建了很多公共设施，其中包括重新修缮学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所学校所教授的语言中，有乌尔都语、信德语和英语，却没有汉语。当然，要设置汉语课程会存在多种困难，但这却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学汉语，也应该给努力学习汉语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为主动从事汉语国际传播的国外人士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和文化传播，并不仅仅是孔子学院或者语言机构的职责，而是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与国外人士有合作交流的人的一种自觉意识。我们需要更多的中国人充满自信地说汉语。

（摘编自王小英《语言自信与文化国际传播》）

儒家道统：专制皇权的制衡力量

以往，人们常常把专制主义与“封建社会”和“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现在，中国历史学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把西欧封建社会套用在中世纪中国是错误的，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原本是两种不相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而专制主义与孔孟之道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的澄清。

首先，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儒学，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诸如“君臣友道”之类的观念已经从元典中消失了踪迹。其次，儒学也并非专制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有人认为，法家在缔造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其作用决不亚于儒家。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缘饰”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一直有“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的说法。最后，即使是董仲舒以后的儒学对于皇权专制主义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汉代儒学通过神秘主义的路径，竭力把儒学准宗教化。它以渲染“天人感应”、“灾异之变”的方式，来节制皇帝的行为。董仲舒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人君的“貌、言、视、听、思”五种行动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和四季的失常。这些言论用“天”来警示和恐吓人君，对肆无忌惮的皇权多少有一点威慑性。

韩愈、二程和朱熹等人开创的宋明理学或称道学，认为的儒家道统是“尧以是传之舜……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以后又经韩愈、朱熹传之后世。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

一方面用“天命”来恐吓“人君”，一方面用“道统”来干预“政统”，儒学和儒士对于皇权专制主义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制衡力量。如果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理解民主宪政，就不好说儒学思想纯粹是专制主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