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家”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价值

陈午晴

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家”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家”的精神价值。此处“家”取广义，指人们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为基础且主观认定的生活共同体；而“家”的精神价值，则是“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及性情意志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中国人历来看重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对自己子女知识技能的培养，更是特别强调对其德性的培育。此处的“德性”，是指人们以道德价值追求为核心的精神气质、品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心灵。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丰富的家庭教育文本即透露出对德育的偏重。譬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发蒙读物虽然也含有部分生活常识，但更偏向伦理教化；而大量的《家训》《家规》简直就是道德读本。当然，中国人更懂得“身教重于言教”“正人先正己”的道理。相应地，晚辈学“做人”则首先要懂得关爱亲人，而“关爱亲人”的起点自然着落在“家”的生活世界里。所以我们说，“家”是中国人德性成长的摇篮。

“家”还是中国人道德价值追求的平台。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看来，家人、亲人之间原本就应该知道相互关爱。“亲情”一词虽然没有出现在古代汉语当中，但“爱亲”“敬长”“亲亲”等说法在感情层面的含义即等同“亲情”。可以说，儒家思想的起点正是从道德修养、道德规范的意义上来看待亲人之间的关爱方式，进而确立“亲亲、尊尊”原则，对亲人之间的“关爱之情”与“情义”进行一致化的诠释。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亲情表现方式自然是“孝”，“孝”就是为人子女者对父母特有的关爱，就是对父母的情义。诚然，从今天科学的立场和时代发展的视角来看，亲人之间形成的深厚亲情一定有多种源头，“亲亲、尊尊”原则也不完全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不过，道德价值追求无疑仍然是亲情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同时也是维系亲情稳定的一个保障。正因为有道德价值追求，我们明白自己对“家”的维系与发展必须有所担当；正因为有道德价值追求，我们懂得亲情不能超越道德规范；正因为有道德价值追求，我们自觉自愿地对亲人给予关心、体贴、照顾和爱护，如尊老爱幼、育儿养老、扶危解困及感恩回报等。也就是说，人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家”中的道德责任，即有可能自觉自愿地对家人、亲人采取相应的关爱行动。故此，“家”为我们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追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途径或平台。

现在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家”的精神价值，自然是为了更好地弘扬“家”的精神价值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弘扬“家”的精神价值则应该是当下有关民族复兴战略的题中之义。首先，民族的真正复兴必然包括文化复兴，因为，文化复兴才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内核，而“家”的精神价值原本就是中华文化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次，“家”的精神价值不是简单地见诸文化典籍中的信条，而是一种文化机制，这种机制让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家”的精神价值在一定意义上铸就了我们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再次，文化复兴需要从多个向度和层面上展开，而“家”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形态，因此，践行“家”的精神价值也是最基本、最可行的一个文化复兴途径。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改）

都市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大量人口以都市为中心会聚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大，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都市文化在市民中形成了一股凝聚力。当一个城市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居民凝聚成某种文化上的统一体时，城市本身的形象便形成了。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城市可以说都有自己鲜明的形象：雅典以辉煌的卫城建筑、伟大的苏格拉底构筑起了这个城市的形象；“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盛唐时代的长安形象。城市形象显示着城市的个性，也成为凝聚市民精神的力量。反过来看，靠着这种凝聚力，一个都市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城市，才会有更加鲜明的城市形象。

有些建筑成为城市的形象标志。如巴黎的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北京的天安门等地标性建筑。这些建筑使得一个城市的形象变得鲜明具体。但这只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这些“硬件”还远远不是城市形象的全部，甚至往往还不能算是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在于它的动态的、富于活力的“软件”部分，就是一个城市中的人文氛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只是杭州形象的不变的底色，而真正的城市形象却是在人文氛围中形成和发展的“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气象和风骨。那些最有生命气息，最能够感染人、影响人的“软件”部分，还表现在城市的娱乐文化方面。从古罗马的大竞技场到现代城市的大型体育馆、歌剧院、休闲广场等，都体现出娱乐活动在一个城市形象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

一个城市是否繁荣，是否有内在的活力，就是看它的市民是不是为它感到自信和自豪，是不是真正与这个城市的传统、精神一体化了。小说《儒林外史》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两名卖粪的挑夫商量道，今天的货卖完了后就喝口水，上雨花台看落照去。后人感叹，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这就是说，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气象已渗透到包括菜佣酒保在内的普通市民的精神深处。市民身上共有的气质决定了城市的文化气质，而城市文化也反过来感染着市民的整体气质。

随着新时期经济的发展，随着网络时代的快节奏、大信息量生活模式的到来，城市文化对城市市民精神趣味的引导作用似乎在逐渐消退。市民的生活方式变得时尚化，有了随机发展的趋势。由于其随机性，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必然发生改变，变得破碎和模糊。当市民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没有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城市形象概念，只有不停地随波逐流变换风气的时候，对这个城市的爱必然逐渐淡漠，甚至无法对城市本身产生最起码的关注，冷漠与游离便是在所难免的事了。这个趋势，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摘编自《城市文化与城市形象》）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

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

炎黄文化是根祖文化。一方面，从文明起源上讲，炎黄是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龙头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华民族起源上讲，今日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乃是历史上以炎黄族为核心，经华夏族和汉族不同阶段的民族融合而形成的，炎黄族是早期华夏民族之核心，是中华民族之根。这也是炎黄作为“人文始祖”在中华民族形成进程意义上的解释。因此，炎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纽带和精神维系。

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古史传说曾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态度和做法。具体说到炎帝、黄帝，信古者当然是把他们作为真实人物来对待；而疑古者则把他们作为神来对待。殊不知，远古时代的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以黄帝为例，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据研究，轩辕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天鼋”（“天”字下面画有“鼋”即青蛙）族徽铭文，甚至更早；有熊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天兽”（“天”字下面画有“兽”）族徽铭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古史传说人名的轩辕氏、有熊氏是与天鼋（即青蛙）和熊、羆、貔、貅、豹、虎等图腾一致的。此外，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还有以“天”为族徽铭文，其渊源也是来自以“天”为图腾。而在先秦文献中，“黄”与“皇”可通用。如《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皇帝清问下民……”此皇帝即上帝，从黄帝与皇帝通假以及皇帝亦即上帝来看，黄帝一名含有皇天上帝即含有天的意思，这样，黄帝也就成了天帝天神。然而，在《国语·晋语》中又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里的黄帝、炎帝当然是人名。

由于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可以同一的缘故，所以黄帝、炎帝等名号是一个沿袭性的名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人只能生存几十年或百余年，但是作为族团却可以存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它的名号是沿袭性的。

炎帝、黄帝等名号既是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的同一，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已经说明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氏族。《国语·晋语》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我们知道，上古每一姓就是一个血缘姓族，黄帝族有十二姓，则说明黄帝族至少是由十二个姓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部族集团，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尊崇“天”，天为其宗神乃至成为至上神，所以我认为以黄帝为宗神即以天为宗神的部族集团的出现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炎帝的情形也是这样。炎帝为姜姓，又号称“烈山氏”“历山氏”“连山氏”“魁隗氏”等。炎帝族崇拜火，崇拜羊，崇拜蛇龙，也崇拜山岳。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再如炎帝族后裔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反映出炎帝后裔共工氏崇拜龙、以蛇龙（即无爪之龙）为图腾的情形。《左传》中还有姜姓炎帝族（姜炎）崇拜山岳、以山岳为图腾的记载，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曰：“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所有这些都说明炎帝族的崇拜和图腾也是多元的。而从炎帝族的分布上看，既有活动在北方的炎帝族，也有活动在南方的炎帝族。所以，我主张炎帝族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今天无论是对炎帝和黄帝的祭拜，抑或是对于历代有关炎黄文化文献的梳理，还是对炎黄文化的义理与价值的阐释，以及面向海内外的传播，都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人文始祖”的立场上，站在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龙头文化的立场上。

（摘编自王震中《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