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元帝读书

清王夫之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有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①、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②之区区者乎？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岂佛徒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修己治人也；察其微言，以用其精义也。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而不忍卒读者鲜矣，而如穆姜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惠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昆山人。明诸生。生而双瞳，中白边黑。读书目十行下。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明南都亡，奉嗣母王氏避兵常熟。昆山令杨永言起义师炎武及归庄^注从之鲁王授为兵部司务事不克幸而得脱母遂不食卒诫炎武弗事二姓唐王以兵部职方郎召，母丧未赴，遂去家不返。炎武自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辄小试之。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谓“华阴绾毅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骡二马戴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尝与友人论学云：“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那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之余，合图经而成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精诣之书，盖积三十余年而后成。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二十一年，率，年七十。无子，吴江潘来叙其遗书行世。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节选自《清史稿·顾炎武传》）

潘耒，字次耕，吴江人。生而奇慧，读书十行并下，自经史、音韵、算数及宗乘之学，无不通贯。康熙时，以布衣试鸿博，授检讨，纂修《明史》。上书总裁言要义八端宜搜采博而考证精职任分而义例一秉笔直而持论平岁月宽而卷帙简总裁善其说令撰食货志兼他纪传，自洪武以下五朝稿皆所订定。寻充日讲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尝应诏陈言，谓：“建言古无专责，梅福以南昌尉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言程元振，陈东以太学生攻六贼，杨继盛以部曹劾严嵩。本朝旧制，京官并许条陈。自康熙十年宪臣奏请停止，凡非言官而言事为越职。夫人主明目达聪，宜导之使言。今乃禁之，岂盛世事？臣请弛其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献替，庶罔上行私之徒，有所忌而不敢肆。于此辈甚不便，于国家甚便也。其在外监司守令，遇地方大利弊，许其条奏。水旱灾荒，州县官得上闻。如此，则民间疾苦无不周知矣。”更请许台谏官得风闻言事，有能奋击奸回者，不次超擢，以作敢言之气。二十三年，分校礼闱，称得士，名益甚。既以布衣进，齿最少，又傲睨不能容人，因此忌者颇众。议起，坐浮躁降调，遂归。

耒有至性，初被征，辞以母老，不获命，乃行。既除官，三牒吏部以独子请终养，卒格于议不果归。逮居丧，哀毁骨立。少受学同郡徐枋、顾炎武。枋殁，睭恤其孤孙，而刻炎武所著书，师门之谊甚笃焉。四十二年，圣祖南巡，复原官。大学士陈廷敬欲荐起之，力辞而止。平生嗜山水，登高赋咏，名流折服。有《遂初堂集》。又因炎武《音学五书》为《类音》八卷。炎武复古，耒则务穷后世之变云。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汪琬、吴任臣及耒为最著。

 (选自《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