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盗记

(1)雷于粤为最远郡。崇祯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盗。知其守也，杀之，并歼其从者，独留其妻女。以众中一最黠者为伪守，持牒往，而群诡为仆，人莫能察也。抵郡逾月，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其寮属暨监司使，咸诵重之。未几，太守出示禁游客，所隶毋得纳金陵人只履，否者虽至戚必坐。于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严介若此也。

(2)亡何，守之子至，入境，无敢舍者。问之，知其禁也，心惑之。旦日守出，子道视，非父也，讯其籍里名姓，则皆父。子悟曰：“噫！是盗（ ！”然不敢暴语，密以白监司使。监司曰：“止！吾旦日饭守而出子。”（于是戒吏，以卒环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谒，监司饮之酒，出其子质，不辨也。守窘，拟起为变，而伏甲发，就坐捽之。其卒之环守者，亦破署入。贼数十人，卒起格斗，胥逸去，仅获其七。狱具如律，械送金陵杀之。）于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盗云。

 ——选自《虞初新志》（明末清初 张潮）

汉武帝末年，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上使使者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寝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时，群盗处处并起。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此二事均为治（ ），而武帝之严，不若光武之（ ），其效可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