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

②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迳，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

③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

④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

（节选自《贞观政要·贪鄙》）

醒心亭记

曾巩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知州之二年①，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②。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作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若公之贤，韩子没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注①欧阳公知州之二年：即宋庆历六年，是欧阳修被贬滁州的第二年。②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韩愈《北湖》诗有“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的句子。

答尹似村书

（清）袁枚

书来，怪仆悖宋儒解《论语》，仆颇不谓然。

孔子之道大而博，当时不违如愚者，颜氏子而已。有若、宰我，智足以知圣人，终有得失。趋庭如子思，私淑如孟轲，博雅如马、郑，俱有得失。岂有千载后奉一宋儒，而遽谓孔子之道尽是哉？《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苟其得，虽童子，歌之而心通；苟其失，虽颜回，瞻之而在后^①。宋儒虽贤，终在颜、曾之下；仆虽不肖，或较童子有余，安见宋儒尽是，而仆尽非也？

《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书》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使宋儒而果贤也，有不审问者乎？有肯自用者乎？若一闻异己者而即怒，乌乎贤？必欲抹杀一切，而惟宋儒是归，是亦如市侩之把持者而已矣。古之人有往往始愿不及此，而后人报之已过者。关忠武忠于汉室，此其志也，岂料后之隆以帝称哉？宋儒阐宣周、孔，此其志也，岂料后之垂为法令哉？且安知其著书时，不望后世贤人君子为之补过拾遗，去其非，存其是，以求合圣人之道乎？

自时文兴，制科立，《大全》颁^②，遵之者贵，悖之者贱，然后束缚天下之耳目聪明，使如僧诵经、伶度曲而后止。此非宋儒过，尊宋儒者之过也。今天下有二病焉，庸庸者习常隶旧，犹且不暇，何能别有发明？其长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猎，而不肯冒不韪以深造。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尊法令也。法令与宋儒，则亦有分矣。

仆幼时墨守宋学，闻讲义略有异，辄掩耳而走。及长，读书渐多，入理渐深，方悔为古人所囿。足下亦宜早自省，毋抱宋儒作狭见之迂士，并毋若仆闻道太晚，致索解人不得。

  （取材于《小仓山房诗文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