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佑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节选自《宋史·苏轼传》)

吴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举进士第，迁秘书正字。是时秦桧已专政，芾与桧旧故，退然如未尝识。公坐旅进，揖而退，桧疑之，风言者论罢。通判处、婺、越三郡。何溥荐芾材中御史，除监察御史。时金将败盟，芾劝高宗专务修德，痛自悔咎，延见群臣，俾陈阙失，求合乎天地，无愧乎祖宗，则人心悦服，天亦助顺。上韪其言。迁殿中侍御史。两淮战不利，廷臣争陈退避计，芾言：“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进为上策，退为无策。”既而金主亮毙，上疏劝亲征。车驾至建康，芾请遂驻跸，以系中原之望，又言：“去岁两淮诸城望风奔溃，无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桧求媚媾和之余毒也。能反桧壅塞言路、挫折士气之歧途，则士气日振，而见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劝民义役，金华长山乡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产，相次执役，几二十年。芾舆致十一人者，与合宴，更其乡曰“循理”，里曰“信义”，以褒异之。

知绍兴府。会稽赋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攒宫在，奏免支移折变。鉴湖久废，会岁大饥，出常平米募饥民浚治。芾去，大姓利于田，湖复废。权刑部侍郎，迁给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阁直学士知临安府。内侍家僮殴伤酒家保，芾捕治之，徇于市，权豪侧目。执政议以芾使金复除吏部侍郎且议以龙大渊为副芾曰是可与言行事者邪语闻得罢不行。下迁礼部侍郎，力求去，提举太平兴国宫。时芾与陈俊卿俱以刚直见忌，未几，俊卿亦引去，阎安中为孝宗言：“此非国之福也。”后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溪。历阳卒久戍，溃归，声言欲趋郡境，芾召而厚犒遣之，然密捕倡乱者系狱以闻。诏褒谕。芾前后守六郡，各因其俗为宽猛，吏莫容奸，民怀惠利。屡告老，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后十年卒，年八十。尝曰：“视官物当如己物，视公事当如私事。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闲者十有四年，自号湖山居士，为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诗文三十卷。

（选自《宋史•吴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