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村上春树

⑴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⑵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撒谎，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⑶我的回答是：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⑷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⑸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⑹然而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⑺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

⑻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我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

⑼“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⑽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有价值吗？

⑾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⑿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自我贬低。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虚构故事的原因。

⒀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⒁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⒂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我们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失去控制。是我们造就了体制而不是相反。

⒃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文学家之魂

（日本）内山完造

(1)倘若以一言来形容鲁迅，我只能说他有着古武士之气概和中国式的血肉之躯，该强硬的时候他绝不妥协。这与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我与郭有相当深的交情，他主要偏向于政治，所以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政治家的气质。而鲁迅则是纯粹彻底的文学家，文章犀利伸展到一切可能的地方，至死都在拼命伸展抵抗。

(2)先生卧病在床的时候，托我找他时任南京宪兵队长的一名学生来见他。先生说：“带他来见我。”那名学生去见了先生，“我来看老师了。”学生没说上几句话就回去了。

(3)不久后先生收到从南京来的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委婉，大意如下：

(4)前几日得见老师，激动欣喜之情不胜言表。老师现在卧病在床，而针对老师的逮捕令已发出十年，至今未撤，作为您的学生，我的立场也很尴尬，所以一直想撤销对您的逮捕令，可是如果我现在自行撤销的话，只怕日后您会有所不满，所以特询问您的意思。

(5)那天鲁迅先生又晃悠到我家，说道：“老板，今天我可遇上了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哦。上次从南京来看我的那家伙居然给我来了封信，言辞恳切委婉至极呀，说是想要撤销对我的 逮捕令呢。我可不同意，所以这就来给那家伙回信了。” “好不容易撤销了，那不是很好吗？” 我问他。他回答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突然撤销跟了我十年的逮捕令会让我感到寂寞冷清的，所以信中已说明让那家伙不要撤销对我的逮捕令了。”

(6)之后先生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已到了要选择疗养地进行专门疗养的地步了。须藤医建议到镰仓疗养，因为东京耳目太多，实在不合适调养身体。我个人觉得云仙还不错，先生肯定会喜欢，于是就预先把房子租好了。

(7)先生本来预计八月一日动身前往云仙，可从南京来了几个探病的，说他病情有所好转，建议他去德国漫游一趟。

(8)后来先生告知我：“老板，这次无论如何都不去云仙了，现在那些家伙来让我去德国留学，说为避免蒋的骚扰最好还是去德国。去云仙的话我就成了一个逃兵，也就意味着我输了，所以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去了。”先生决心已定，只要是他说“不”的事情就绝对没有回旋的余地，虽然略显顽固，但也有一定的好处。

(9)每次说到“□□先生”的事，先生总是眉飞色舞，饶有兴致，仿佛那些事情已经根深蒂固了一般，而《①》一文现已收入“岩波文库”的翻译集里。据说先生在北平的时候，书桌前挂有藤野先生的照片，每天在这张照片面前学习，当困意来袭想偷懒的时候看到这张照片就又奋发起来继续学习。每次谈到翻译的事情时他定会强调要把《□□先生》一文译出来。对于在日本的诸多事情，赞成的赞成，反对的反对，他从来都是态度分明，可是对于藤野先生，总是毫无条件地一并说好，报以百分百的敬幕之情。

⑽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人，他总是毫无掩饰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我在《活中国的姿态》这本漫谈书中写到中国的优点，可对此先生却批评道：“老板，这可不行啊。过度的夸奖会让孩子们得意忘形的。书总要起点教育作用，所以还是得从头彻尾地多加批评才是。”我回答说:“可是，这确确实实是中国人的一个优点啊。”先生遂又回道：“要是我就不会这么写，但因为是老板写的，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要换成我，是断然不会这么写的。”语气依然强硬，坚决批判中国人的缺点。

(11)中国人普遍不喜欢《②》，因为该书描写了中国全体国民的姿态，大家都觉得“这是在写我”。而主人公□□的性格是中国全体国民性格的缩影，由于该书毫不留余地地加以揭露和描写，以至于有些人看完后要起来抗议。

(12)但是先生并不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实际上他真的在担心着中国的命运，记得他临终前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未来如同阿拉伯沙漠，国内由于战争在不断地沙漠化，而国外又在不断地加速扩大沙漠化，两个方向都在不断地沙漠化。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中国的四万万民众将被逼到饥饿的战线上，到这时，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不幸了，而是中国全体国民的不幸了。”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先生把中国的未来清晰地摆到了自己的眼前，这番话也表明了他的意思，即：中国必须得改变当下的行进方式，这也是对中国的一个全面清晰的剖析。

(摘自《美文》杂志《我的朋友鲁迅》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