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村上春树

⑴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⑵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撒谎，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⑶我的回答是：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⑷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⑸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⑹然而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⑺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

⑻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我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

⑼“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⑽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有价值吗？

⑾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⑿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自我贬低。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虚构故事的原因。

⒀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⒁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⒂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我们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失去控制。是我们造就了体制而不是相反。

⒃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五角银币

日川端康成

母亲月初领到两元零花钱，她照例亲手将五角银币装进了芳子小的钱包。

那时候，五角银币已经很少见了。这些看起来很轻、却很有分量的银币，满满地装在红皮小钱包里，这使芳子觉得钱包里面堂堂皇皇，洋溢着一种威严的气派。

芳子很少随意乱花钱，除了每周一次从公司回家顺便去百货商店，花一角钱买一条她喜欢吃的成味长面包以外，她从来不曾花过什么钱。有一天，她在三越百货商店看见一只玻璃镇纸。那镇纸是六角形，上面雕有一只心狗。

这狗太可爱了，她终于伸手拿起镇纸来，看了又看。那种突如其来的凉飕飕、沉甸甸的感觉，使她顿时产生一阵快感。芳子喜欢这种精巧手工艺品，不由得被它吸引住了。她把镇纸放在掌心上来回端详，美美地欣赏了一番之后，才依依不舍地把它悄悄放回了原来的盒子里。因为它要卖四角钱呐。

第二天，她又来了。同样把镇纸看得入了迷。第三天，她又来看了。就这样一连看了十天，她好不容易才下定了决心。“我要这个。”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兴奋极了。她回到家里，母亲和姐姐欣赏地说：“工艺很精巧，做得很精关。”她们还在灯光下欣赏了一阵子。得到母亲和姐姐的赞许，她也心满意足了。

三年过去了，当大家提到镇纸的时候，母亲总是深沉地说：“那时候，我觉得她真是可爱啊。”

星期天芳子难得陪母亲到三越百货商店去买东西。听人说，购买东西从最高一层楼依次往下走比较方便，她们也就乘电梯先到了五楼。

那天买完东西，下到一楼，母亲自然而然地又到了地下室的特价部。“人那么拥挤，妈，我不想进去了。”芳子喃喃地说。母亲没有听见，她好像被特价部那种争先恐后的气氛吸引住了。

特价部好像是特为让人浪费金钱而设立的。可是，妈妈怎么啦？芳子想看个究竟，便同母亲保持一定距离，跟在后面。这里冷气设备完善，并不那么使人感到闷热。

出售厨房用品和贴身衬衣的柜台挤得水泄不通。越是这种地方，越能把母亲吸引过去。

可是母亲却没有勇气拨开人群。她时而踮着脚探头窥望，时而从前边的人的袖缝中伸过手去摸摸。最后，她一件也没买。她觉得有点不痛快，不甘心似的向出口处迈步走去。就在出口的地方，母亲抓起一把阳伞说：“哎哟，这把伞只卖九角五分？啊……真便宜呀，芳子。这不是很便宜吗？”

她马上变得神采飞扬，刚才那种烦闷、犹疑、依依不舍的心绪，仿佛找到了发泄的地方。

“真的。”芳子拿起一把看了看。母亲自己也拿了一把打开来，说：“光买这伞架也上算。伞面嘛，虽是人造丝，也挺结实的，不是吗？”芳子忽然想道：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竟廉价出售呢？于是她心头反而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反感，仿佛自己是个残废人被强迫去购买东西似的。母亲只顾拼命翻找着适合自己年龄的伞，有时还打开看看。芳子等了一会儿，便说：“妈妈，一般的伞，咱家里有嘛。”

“噢，”不过，那把……”母亲说着，只看了芳子一眼，“已经有十年，不，还长，可能有十五年了。都用旧了，而且式样很古老。再说，芳子，把这个让给人家，人家准会高兴的。”

“是啊，让给别人那敢情好。”

“无论是谁都会高兴的。”芳子笑了。母亲大概是给想象中的什么人挑选的吧。她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啊。要是有，她就不至于说不出具体人的名字来了。

“喂，芳子，你觉得怎么样？”

“啊……”芳子淡淡地应了一声。但她还是走近母亲身边，为母亲挑选合用的伞。

身穿薄人造丝衣裳的妇女们都说便宜，一个个匆匆前来买了就走。

母亲脸部僵硬，双颊发红。芳子觉得母亲很可怜，她对自己的优柔寡断感到有点恼火。

“随便挑一把，快点买算了。”芳子本来想这么说，可她又把身子转了过去。

“芳子，算了，不买了。”“啊？”母亲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她像要扔掉什么似的，把手搭在芳子的肩上离开了那里。这会儿，芳子反而好像有点留恋，走了五六步，心情才又爽快起来。

她抓起母亲放在自己肩上的手，紧紧握住绕了一大圈，然后跟母亲肩并肩贴得紧紧的，急匆匆地走出了出口。

这是距今七年前，即昭和十四年的往事了。

芳子住在用战火烧过的马口铁临时搭起的小房子里，每逢下雨，她就觉得当时将那把阳伞买下来就好了。芳子忽然间想要跟自己的生身母亲开句玩笑：“现在买一把得花一二百元呢。”可是，这位母亲早已在神田被烧死了。

那时即使将那把阳伞买下来，恐怕也早被烧掉了吧。

那个玻璃镇纸幸存下来了。在横滨的婆家遭战火洗劫的时候，她拼命地将镇纸塞进了一只紧急备用的口袋里，这便成了她姑娘时代唯一的纪念品。

从傍晚起，胡同里就传来了附近姑娘们奇妙的声音，据说一夜之间她们就能赚上千元。

芳子突然拿起镇纸——这是她同这些姑娘年龄相仿的时候，迟疑了七八天才花四角钱买下来的——欣赏欣赏刻在上面的那只可爱的小狗。这时她才注意到在城镇四周的废墟上，连一只狗也没有了。她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有删改)

注昭和十四年是公元1939年。

橘 子

日芥川龙之介

①冬天的一个夜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朝窗外一看，今天和往常不同，昏暗的站台上，不见一个送行的人，只有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狗，不时地嗷嗷哀叫几声。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②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同时，火车使劲颠簸了一下，并缓缓地开动了。我好容易松了口气，点上烟卷，这才无精打采地抬起眼皮，瞥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姑娘的脸。

③那是个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挽成银杏髻，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皲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的手里，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点上烟卷之后，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随便摊在膝盖上。这时，从窗外射到晚报上的光线突然由电灯光代替了，印刷质量不高的几栏铅字格外明显地映入眼帘。不用说，火车现在已经驶进横须贺线上很多隧道中的第一个隧道。

④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媾和问题啦，新婚夫妇啦，渎职事件啦，讣闻等等，都解不了闷儿——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盹儿来。

⑤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时候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皲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暮色苍茫之中，只有两旁山脊上的枯草清晰可辨，此刻直逼到窗前，可见火车就要开到隧道口了。我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特地要把关着的车窗打开。不，我只能认为，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此，我依然生着气，但愿她永远也打不开，冷眼望着姑娘用那双生着冻疮的手拼命要打开玻璃窗的情景。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噎一声落了下来。一股浓黑的空气，好像把煤烟融化了似的，忽然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屑，从方形的窗洞滚滚地涌进车厢。我简直来不及用手绢蒙住脸，本来就在闹嗓子，这时喷了一脸的烟，咳嗽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姑娘却对我毫不介意，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髻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这时窗外眼看着亮起来了，泥土、枯草和水的气味凉飕飕地扑了进来，我这才好容易止了咳，要不是这样，我准会没头没脑地把这姑娘骂上一通，让她把窗户照旧关好的。

⑥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疲敝的镇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伧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大概是扳道夫在打信号吧，一面颜色暗淡的白旗孤零零地在薄暮中懒洋洋地摇曳着。

⑦火车刚刚驶出隧道，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橘子，忽然从窗口朝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气，登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桔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⑧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橘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郑重地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地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皲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⑨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