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的书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辞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四处打量着，手里是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朵丫子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台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都扔到垃圾箱里去了。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订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的故事、小红帽的故事，还有一个士兵的故事。这几本书薄薄的，也就五六页的样子。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和《我们将从这里开始打败瑞典人》，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乔迁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订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订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就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说，“把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整个这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里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他怒吼道，“老婆！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只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第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还有一本是爱伦·坡的，一个美国作家。他的故事适合夜里读，比任何一部恐怖片都纯净。最后一本是幽默作品，叫《三十只狗崽》，是一个叫什么米哈伊尔的写的，里面的故事都很有意思，但是关于狗的话一句也没有，写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野蛮人，史前的。这不难理解，不管是电视，还是互联网，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带着圆圈的小喇叭的收音机。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可不干别人的事。”柯瓦连科涨红了脸说，“谁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对上司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对上司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柯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门道，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他？去，尽管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