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放地^①

契诃夫

外号叫“明白人”的谢苗，同一个谁也不知名字的年轻鞑靼^②人，坐在岸边的篝火旁。谢苗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瘦骨嶙峋，掉了牙，但肩膀宽，看上去还挺硬朗，这时已醉醺醺的了。鞑靼人生了病，很难受，他裹紧破衣衫，正在讲他的家乡辛比尔斯克如何如何好。

“那当然，这儿不是天堂。”谢苗说。

“不好，不好！”鞑靼人说着，担惊受怕地朝四下里张望。鞑靼人抬头看一下天。满天星星，跟他家乡一样多，周围也是一片黑暗，可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在家乡，完全不是这样的星星、这样的天空。

“不好，不好。”他连连说道。

“你会习惯的！”谢苗说，笑了起来，“现在你还年轻，傻，嘴上的奶味还没干，凭那股傻劲你会觉得，这世上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人，可是，总有一天你会说：‘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你瞧瞧我，再过一个星期，等水退下去，我们要在这里安置渡船，在这两岸间摆过去渡过来。就这样我一干就是二十年。”

谢苗拿起酒瓶，猛喝了一大口，接着说：“我呀，伙计，可不是普通的庄稼汉，也不是出身卑贱的人，我是教堂主管的儿子。想当年我自由自在，进进出出穿着礼服。可现在，我把自己磨炼到了这种地步：我能赤条条躺在地上睡觉，靠吃草过日子。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当年，我从俄罗斯发配到这里，从头一天起我就咬牙顶住，我什么也不要！”

鞑靼人浑身发抖，费劲地搜罗着他所知道的有限的俄语词汇，结结巴巴地说：“上帝保佑，千万别在外乡得病，死掉，埋进这片寒冷的铁锈般的土地里。”

“你会习惯的！”谢苗说完就走啦。

鞑靼人带着憎恨对谢苗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什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

鞑靼人独自留下，他又添些枯枝，侧身躺下，望着篝火，开始思念起家乡和妻子来。红土高坡，驳船，河流，不怀好意的异乡人，饥饿，寒冷，疾病——所有这一切或许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许这一切仅仅是梦中所见。天亮了。正下着雪。

“喂！”对岸有人在喊叫，“放渡船过来！”

“行了，急什么！”谢苗说。那种口气仿佛他深信不疑：这世上的事都用不着去着急，因为照他看来，急也不管用。

等船的是个瘦高个子的老头。他们把马车拖上驳船，又往回划去。谢苗叫他瓦西里·谢尔盖伊奇的那个人，在大家划船的时候，一直站着不动，咬紧厚嘴唇，眼睛望着一处地方发愣，马车夫请求他允许在他面前抽烟，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好像没听见似的。谢苗用肚子压着船舵，瞧着他挖苦说：“即使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能生活。活得下去的！”

大家都笑起来。鞑靼人厌恶地皱起了眉头，一挥手，裹紧破衣衫，朝篝火走去。几个船工和谢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小木屋。

“好冷啊！”一个船工声音嘶哑地说。他在潮湿的泥地上躺下去，伸直身子。

“是啊！不暖和！”另一个附和道，“苦役犯的生活……”

大家都躺下了。门被风吹开了，雪飘进屋里。谁也不想爬起来去关门：他们怕冷，懒得去关门。

“我挺好。”快要入睡的谢苗迷迷糊糊地说，“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

“你呀，当然，服了一辈子苦役，连鬼都抓不住你。”外面传来狗吠似的呜呜声。

“这是什么声音？谁在那儿？”

“是鞑靼人在哭。”

“瞧他这……怪人！”

“他会习——习惯的！”谢苗说完，立即睡着了。其余的人也很快进入梦乡。

那门就这样一直没关！

一八九二年五月八日

(选自《契诃夫小说选》，有删改)

美女

俄契诃夫

记得还是在做中学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我和爷爷到顿河区罗斯托夫去。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天气闷热，令人烦闷不堪。由于热、干燥，以及尘雾吹到我们身上的热风，眼睛困得睁不开，嘴巴发干；不想看，不想说，不想思索，当那睡意蒙眬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子甩到我的制帽上的时候，我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半睡中清醒过来，无精打采地瞥一眼远处透过烟尘能看到的村庄。我们停下来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大村庄巴赫契——萨拉赫爷爷熟识的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里喂马。

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没有漆过油漆的木墙啦，家具啦，红褐色的地板啦，都散发出一股被太阳晒过的干木料的气味。无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亚美尼亚人正在谈论放牧啦，牧场啦，羊群啦……听着他们俩嘟嘟囔囔的谈话声，我开始对草原、太阳、苍蝇，等等，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亚美尼亚人不紧不慢地走进门厅，喊叫道：“玛霞！过来斟茶！你到哪儿去啦？玛霞！”

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走进屋子，穿一身普通的花布连衣裙，戴着白头巾。她洗碗、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站着，我只看见她腰身纤细，光着脚丫，裸露的小后脚跟被下垂的长裤脚盖住了。

主人请我过去喝茶。我坐到桌旁，姑娘给我斟了一杯茶，我看见她的脸，忽然感到，仿佛有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灵，把一天来的种种苦闷和灰尘通通吹散了。我看见了一张在光天化日下或梦里神游时从未见过的俏丽无比而神韵非常的脸。正如理解闪电一样，我一下子便意识到了：我面前站着个美女。

我敢起誓，玛莎，或照她父亲的叫法，玛霞，是真正的美女，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往往有这种情况，大家都看晚霞，人人都说晚霞真美，但究竟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非只我一个人发现那亚美尼亚姑娘美。我爷爷是个快80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性和自然美一向漠不关心，而现在却温存地看着玛霞足有一分钟，随即问道：“这是你的女儿吗，阿维特·那扎雷奇？”

“女儿！这是我女儿……”主人回答说。

“多好看的闺女呀！”爷爷称赞说。

亚美尼亚姑娘的这种美，艺术家或许会称作古典的或端庄的吧。也正是通过对这样的美的观察，上帝晓得是怎么回事，才会使人深信；您见到的容貌是端正的，头发、眼睛、鼻子、嘴、脖子、胸脯以及青春肌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交织在一起，融会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旋律，在这旋律中大自然的音韵不差一个音符；您完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就应该有玛莎那样笔直而略微凸起的鼻子那样大大的黑眼睛，又黑又长的睫毛，那样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她那黑黑的卷发和眉毛，就像翠绿的芦苇依恋静静的小溪，飘拂在温柔而白嫩的额头和面颊上。您看着她，不由自主地便会产生一种愿望，即跟玛霞说点什么，说点极愉快、真诚、美丽得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

对这种美，我的感受却很怪。玛莎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不是欣喜，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飘忽不定，朦朦胧胧，像一场梦。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已，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几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爷爷也忧愁起来。他已不再谈起牧场和羊群，而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玛莎。

喝完茶，爷爷躺下午睡了，我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我坐的台阶被晒得滚烫；太阳把我的头、胸、背晒得火辣辣的，可我并不以为怎样，我只觉得我身后的门厅里和房间里有一双赤脚踩在木制的地板上发出窸窣的声音。收拾完茶具，玛莎跑下台阶，我身边像有一股轻风吹过，然后她又像鸟儿一样跑进了一间被震黑的小房里（大概是厨房），从那里飘出了烤羊肉的香味和亚美尼亚人的说话声。她在黑暗的门道里消失了，不大工夫玛霞在门口露面了，厨房的热气弄得她满脸通红，她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便优美地拱起腰身，穿过院子跑到打谷场，跳过篱笆，钻进残麦秸金色的云雾，在大车后边不见了。

她极其美丽的身影越是经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便越感到忧伤。我为自己、为她、为乌克兰人感到遗憾，她每次穿过谷壳的云雾向大车跑去的时候，乌克兰人总要满怀惆怅地目送她。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也永远不属于我，我对于她是个陌生者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

两三个钟头之后，我们坐上大车，走出院子。我们坐在车上，都一声不响。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远远地可以看到罗斯托夫和那希切万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卡尔波突然回头看了看，说道：“亚美尼亚人的那个女孩真讨人喜欢！”他朝着马背抽了一鞭子。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