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

（美国）威廉·福克纳

每天中午他们都从这里路过。他穿着一套刷净的西装，戴一顶灰色的帽子，从不扣上衣领，也不扎领带。她穿一件雅致的棉织花布上衣，戴一顶阔边太阳帽。我坐在密西西比州我自己的在小山中那所粗糙简陋的小别墅前，或在木头门廊上摇摇晃晃时，见过他们好多次。

他们都至少有60岁了。他是位盲人，步履蹒跚无力。她每天带他到那座大教堂去乞讨，像平稳的水流一样说着话，用她那多节的手做着手势。日落时她又带他回来，把他带回家。直到斯普拉特林从阳台上对她打招呼，我才看到了她的脸。她左顾右盼，然后又向后面看看，没有发现我们。听到斯普拉特林第二次叫她时，她才仰起头向上看。

她的脸是褐色的，永远美丽得像个妖魔。她没有牙齿：鼻子和下巴之间可以相互一览无余。

“你很忙吗？”他问道。

“你有事？”她欢快地答道。

“我想给你写生。”

她没听懂，热切地看着他的脸。

“我想给你画一幅像。”他解释道。

“跟我来。”她立刻笑着对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说道。他顺从而艰难地想在院子围栏那狭窄的混凝土地基上坐下，却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一位过路人帮她扶他站了起来。我找了一支铅笔，就兴奋地离开了斯普拉特林，去为他找一把椅子。我看到她实际上正在哆嗦——不是因为年老，而是因为愉快的虚荣。

“艾绥斯·乔。”她命令道，他坐下了，他那无视力的脸上充满了只有盲人才了解的那种冷淡的上帝般的平静。斯普拉特林带着他写生的本子来了。她坐在已就座的那个男人旁边，把手放在他肩上。人们立刻明白他们要拍在结婚纪念日上拍的那种照片。

她又是一位新娘子了，倚仗着只有死神才能剥夺我们的优秀神话的魔力，她又一次穿上了丝织衣服（或者类似的东西），戴上了首饰、花冠和面罩，或许还有一束鲜花。她又是一位新娘子了，年轻而且美丽，她那颤抖的手放在年轻的乔的肩上。她身旁的乔又一次成为震撼她那充满恐怖、崇拜和虚荣的心灵的某种东西——有点令人害怕的东西了。

一位偶然路过的人觉察到了这一点，停下来看着他们。就是看不见的乔，通过在他肩上的她的手也感到了这一点。她的梦想使他变得年轻而且骄傲了。他也设想着在1880年那时候的男子和他的新娘拍照时的固定可行的姿势。

“不，不，”斯普拉特林告诉她，“不要那样。”她的脸色阴沉了下来。“转向他，看着他。”他赶紧补充道。

她服从了，但仍然面对着我们。

“把头也转过去，看着他。”

“但那样你就不能看到我的脸了。”她抗议了。

“不，我能。还有，我将马上画你的脸。”

她微笑着妥协了，脸上皱起数万条皱纹，像一幅蚀刻画，她占了他想要的位置。

她立刻变得像个母亲似的。她再也不是新娘了。她结婚的时间足够长了，完全明白乔既不是很可爱也不是很可敬畏的什么东西。而且正相反，他是可轻视的东西。他毕竟只是一个容易犯错误的大孩子。（你知道她到现在为止已经生过孩子——可能丢失了。）但他是她的，另外的世界或许是那么坏，所以她要使它变得最好，记住那些日子。

乔又一次通过放在他肩上的她的手领会到了她的心境，他再也不是那超众的男子了。他也记得他来到她跟前寻求安慰，带给她新的梦想的那些日子。他的高傲从他身上消失了。在她的抚摸下静静地坐在那儿，孤立无援，也不需要帮助，处在黑暗中，而且平静得像个已看到了生与死，发现了他们两者之间没有什么重要区别的上帝。斯普拉特林画完了。

“现在该画脸了。”她很快地提醒他。眼下在她的脸上出现了某种东西，那东西不是她的脸。那上面恰好带有一种模棱两可的，不可思议的姿态。她正在摆好姿势吗？我疑惑地看着她。她正面对着斯普拉特林，但我相信她的眼睛既没看他，也没看他后面的墙。她的眼睛在沉思，而且是她自己的沉思。

斯普拉特林画完了。她的脸变成了一位60岁妇女的脸，就像一个妖魔一样没有牙齿，兴高采烈的。她过来看那幅画，把它拿在手里。

“带钱了吗？”斯普拉特林问我。

我有15美分。她没加评论地把画还了回来，拿走了那些硬币。

“谢谢你。”她说。她拍了拍她丈夫，他站了起来。“谢谢你搬来了椅子。”她朝我点点头，并且笑了笑。我看着他们慢慢地沿着小巷走了，真想知道我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什么——或者说我看到的一切。我转向斯普拉特林。“我们看看这幅画吧。”

他正紧盯着那幅画。“喂。”他说道。我看着画，接着我清楚了在她脸上我所看到的东西。整个脸蛋画得确实同蒙娜丽莎的表情一样。

啊！女人仅仅拥有一个永恒的年龄！而且那不是年龄。

（选自《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微型小说精品》徐磊译，有删改）

金丝雀

美戴夫·泽尔瑟曼

卡尔·哈斯凯尔不喜欢警察，坐在一个警察环伺的房间里让他感到紧张，不过他别无选择：如果想拿回那把储物柜的钥匙，他只好如此。几个月前，他跟皮特·西弗尔抢劫了一辆运钞车，发了笔横财——30万美元。现在这笔钱正放在EZ租赁公司的一个储物柜里，但西弗尔把事情络搞砸了。那个蠢货因为半磅海洛因被抓，他的财产被查扣，其中包括那幅名叫《鸣禽》的画。

多年来，他俩一起干了十几票。西弗尔总是把他所得的一部分投资艺术品。储物柜钥匙藏在了那幅《鸣禽》里。在哈斯看来这幅画只不过像是个5岁的孩子用蜡笔画的一只黄色的小金丝雀。但根据拍卖信息表，这幅画价值2000美元，正常情况下，这个东西哈斯连50美分都不愿意出。

当那幅《鸣禽》开始拍卖的时候，哈斯凯尔率先出价2000美元，他以为竞价就此结束了。他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出价2500美元。他转过身来，看了一眼那位竞拍者——一个又瘦更高的男人，留着山羊胡。穿一套廉价的西装，看不清脸。真讨厌这个家伙。

“2600。”

“3000。”

那人的声音听起来犹如他正在竞买的那只金丝雀发出的一声呜叫。哈斯转身怒视着他。

“4900。”哈斯凯尔挤出了这个数字。

好长一段时间里鸦雀无声。哈斯松了一口气，他站起身来。

“10000美元。”身后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哈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刺头肯定是知道了钥匙的事，要不然没有其他理由来高价竟买这件垃圾。无论怎样，已经结束了。他迅速走向出口，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得到。

当哈斯来到自己的车前时，身上的衬衫都湿透了，人也喘息得厉害。他那该死的心脏感觉好像要从胸腔里爆出来。他坐进了驾驶室，从贮物箱里取出一把手枪。

不一会儿，那个留着山羊胡子的男人就带着那幅画进入了停车场。哈斯一路跟踪，等那家伙进入一个公寓区后，把车逼过去。哈斯动作迅速，从车上跳下来，将枪口顶在了那人的后背上。

“把金丝雀给我，不准转身。”

那人进行了抵抗，但哈斯从他身上抽走了画。

“有人给你透露了消息，对不对？”哈斯问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有人把钥匙的事透露给你了。不然你不会为这件废物出价10000美元！”

“没有，这是一件稀有作品，有了这幅画我的收藏就完整了——”

“闭嘴！”哈斯命令道，“趴到地上，把头贴在路面上。”

那个男人小心冀翼地趴下，把头抵在地上。

哈斯快速地驶离了那里。他满头大汗，紧握着方向盘的双手颤抖着。“撒谎的混蛋。”他嘟囔道，肾上腺素流遍了他的全身，“那个蠢货知道这笔钱，我本来应该照他的头上来一枪。”

他把车开进了一个离EZ租赁大楼一个街区远的停车场。他把画布的背面划开。出乎意料，他没有看到钥匙，却看见了两个小小的电子物件：窃听器和全球定位跟踪器。他坐在那里盯着画布，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在画框里。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时，警察已经把他包围了。

“马上从车里出来！”

哈斯抬头看到一个穿着廉价西装的男人，伸着胳膊正用手枪对着他。正是那个竞买画的人，他的山羊胡子不见了，声音也比哈斯此前听到的鸟叫声深沉。哈斯感到头昏眼花。

“西弗尔出卖了我，对不对？”哈斯问道。

那个身穿廉价西装的侦探播了摇头，“不是。我们用金属探测器找到了储物柜的钥匙。西弗尔一个字也没说出来。而你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哈斯凯尔哈哈大笑起来。那咯咯的杂音在那位侦探听来分外刺耳。哈斯能够看到侦探眼睛里的担忧。可是，无论如何，他无法停下来。他想到那幅画着金丝雀的画，想到自己如何自投罗网，越想笑得越厉害，一直笑到自己心脏病发作。

（有删改）

菜单上的春天

欧·亨利

那是三月的一天。

萨拉正对着一份菜单哭泣。

你能想象吗，一个纽约市的姑娘竟会对着一份菜单掉眼泪！

这位美丽的姑娘有着不逊于商学院毕业生的速记本领，然而世界只认他们，她只好四处奔波找点零碎的打字活。她同这个世界作战的最辉煌的业绩就是同“舒伦伯格家庭餐馆”签订了协议。这家餐馆在她寄居的一座旧楼房的隔壁。一天晚上，萨拉在这里吃完了一份廉价的快餐之后，找到了工作：萨拉负责为餐馆每天安排的菜肴打印菜单，报酬是每天的三餐饭。

在严寒而又沉闷的冬天有饭吃了，对萨拉来讲，这是至关紧要的。

后来，日历上说春天已经来了，这真是谎言。春天可不是说来就能来的。冰雪仍然像坚硬的石头一样冻结在横贯城市的街道上。萨拉坐在吱吱作响的柳木摇椅上望着窗外。除了为舒伦伯格准备菜单，她并没有别的事可做。墙上的日历冲着她不停地吼叫：“春天来了，萨拉——我告诉你，春天来了。看看我，萨拉，这儿的数字就是证明。你有这么优雅的身材，萨拉，这么美好的春天的外形，为什么还要这样忧伤地望着窗外呢？”

萨拉的房间在这座房子的后部。朝窗外看，她恰好能看到邻街的制箱厂后面没有窗户的砖墙。砖墙非常干净，亮堂堂的。再往下看，萨拉看到了樱桃树和榆树掩映下的绿茵茵的小道，道旁还环绕着一片蒲公英。

去年夏天萨拉去了一趟乡下，爱上了一个农夫。

萨拉在桑尼布鲁克农庄待了两个星期，在那儿她渐渐爱上了年轻的沃尔特。就是在这样绿树成荫、蒲公英环绕的小道上，沃尔特向她求婚，赢得了她的芳心。他俩坐在一起，沃尔特为她编了一个蒲公英花冠。他还热烈地赞美过金黄色的花朵衬上她棕色的长发有多么的美；后来她把花冠留在那儿，手里轻摇着草帽走回了家。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萨拉对那个美好日子的回味。服务生送来了家庭饭馆第二天的菜单。萨拉坐到打字机旁，把一张卡片卷进滚轴里。她很灵活，通常只要一个半小时，二十一张菜单就全打好了。

这一天菜单上有不小的变化，上面充满了春天亲切的味道。刚刚还在青草坡上嬉戏的小羊羔，眼下也配上了煮过的水果，让人忍不住记起它曾有的欢乐。牡蛎的歌声尽管还没有完全沉寂，也慢慢地削弱了。煎锅只能在仁慈的烤炉炉条后面安静地休息。馅饼的品种多了起来，油腻的甜食不见了，香肠裹在包装纸里，和荞麦、香甜的枫糖一道在菜单上流连，却也时日不多了。

萨拉的手指欢快地舞动着，像夏日的溪流上翩翩起舞的小矮人。打了一道又一道菜，她按照菜名的长短给它们每一个都安排了合适的位置。

甜食的上面正好是蔬菜，胡萝卜烧豌豆，烤面包片加芦笋，四季不断的西红柿加豆煮玉米，利马豆，卷心菜——还有——

萨拉对着菜单哭了起来。发自心底深深的失望让泪水涌出了心房，聚集在她的眼眶里。她的头伏到了打字机的架子上，键盘随着她的抽泣发出单调的嗒嗒的伴奏声。

她已经有两星期都没收到沃尔特的信了，而菜单上的下一道菜却正好是蒲公英——蒲公英配什么蛋——谁管是什么蛋呢！一一蒲公英啊，沃尔特就是用那金黄色的花冠为她加冕，封她为爱的女王，未来的新娘——蒲公英啊，春天的信使，叫人伤心的花冠，她那最甜蜜时光的见证。

萨拉渐渐地止住了泪水。莱单必须得打完。然而，还沉浸在闪着淡淡的金黄色光芒的蒲公英梦里，她的指头心不在焉地敲打着打字机键盘，有好一会儿，她的心仿佛还同她那年轻的农夫一起依偎在绿荫小道上。

晚饭恰巧有一份蒲公英的美味，她根本吃不下去。这盘黑色的东西从光艳夺目的爱情象征变成了一分可鄙的莱肴，她夏天的期望就枯萎死亡了。

前门的门铃响了，房东太太去开门。楼下的门厅里传来了一个响亮的声音，萨拉跳了起来，冲到门边，跑到楼梯口，她的农夫一步三级地跳了上来，像收割庄稼那样一把把地紧紧地接在怀里，捡谷穗的人这下可什么都别想得到了。

“为什么不写信呢——哦，为什么？”萨拉叫着。

“纽约可真是个大城市啊，”沃尔特说“一星期前我去了你的旧地址，才发现你星期四就搬走了。幸好不是倒霉的星期五搬走的，我总算安心了些。那以后，我可一直都在通过警察局什么的想尽了法子到处找你。”

“可我给你写了信！”萨拉激动地说。

“从没收到过！”

“那么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年轻的农夫露出了春天般的笑容。“晚上我碰巧走到隔壁的家庭饭馆，”他说，“管它是家什么样的饭馆，这个季节我只想吃点绿色蔬莱什么的。我在那张打印得很漂亮的菜单上扫来扫去，想找点什么。当我着到卷心菜的下面，差点掀翻了椅子，大声嚷着叫老板过来。是他告诉我你住在这儿。”

“我想起来了，”萨拉高兴极了，“卷心菜下面是蒲公英。”

“我知道全世界恐怕只有你的打字机会打出那奇特的大写了字母W，总是跑到一行字的上面。”沃尔特说。

“可蒲公英里并没有W这个字母呀。”萨拉惊奇地说。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了菜单，指着那一行。

萨拉认出了那是下午她打的第一张卡片，右上角还留着一点闪亮的泪痕。但在那原本该看到绿色植物名称的地方，却因为金黄色花朵的回忆老是在她眼前飘来飘去，她的手指不知怎么的就敲了些别的什么键。

于是在红卷心菜和带馅青椒之间就出现了这样道菜：“最亲爱的沃尔特，配水煮蛋。”

一个6岁儿童眼中的非洲劳工世界

清晨5点。伏塔湖上一片黑暗，马克·夸杜沃就被从睡梦中唤醒，起身离开他潮湿、肮脏的地板上的睡铺。开工时间到了。

还打着寒战的马克帮着把一艘独木舟划到湖中。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里，他的工友一寸一寸地收渔网，马克则把船里的水舀出去，以免船沉没。

马克还没吃早饭，破败的船桨是那么沉重，他几乎抬不起来，但他还是全神贯注地听从坐在独木舟尾的塔基·夸杜沃发出的每个命令。塔基31岁，体格健壮，稍有不满便对马克拳脚相向。

“我不喜欢这工作。”马克小声嘟囔着。

马克·夸杜沃今年6岁，约30磅重，穿着蓝红相间的短裤和印有小美人鱼的T恤衫，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而不像是一个船工。他还太小，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来到这个渔村。

但其他三个较为年长的男孩知道其中原委。和马克一样，他们都是契约雇佣工。他们的父母为了区区20美元的年薪把他们租给了塔基。

他们就好像困在渔网里面的鱼儿，直到三年或四年劳役结束后，才能重获自由。现在他们被迫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而他们的工作甚至在成年渔民看来也是相当辛苦的，而且有时还很危险。

童工缩影

塔基雇的男孩是从小型流动工人营地里招来的，都是些上不起学、达不到温饱且没有自由的孩子。他们只是那些在西非和中非渔场、采石场、可可与水稻种植园或是街市上工作的无数非洲童工的缩影。女孩子做家佣，在面包房或妓院里工作；男孩子则在农田里做工，搬运货物或在废弃的金矿场和宝石矿场里拾荒。

贩卖儿童绝不是非洲独有的现象。在中东，儿童被迫赶骆驼；印度儿童被迫纺织地毯；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妓院里也充斥着未成年人。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每年大约有120万儿童通过非法交易被贩卖、奴役，年交易额达100亿美元。研究显示，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儿童最容易遭到贩卖和奴役。

2001年，在贝宁的一个港口，警方在一艘船上发现了35名儿童，据这些儿童称，他们是要被运到加蓬做劳工的。

2003年，尼日利亚警方从拉各斯北部的采石场中营救出194名营养不良的儿童，据警方透露，至少有13名儿童在这里死亡，并被埋在矿坑附近。

之前，尼日利亚警方偶尔发现一辆运送冻鱼的冷藏卡车里满载着64名14岁以下的女童。据警方透露，这些女孩来自尼日利亚中部，长途跋涉几百公里，原本是要被运到拉各斯去做家佣的。

命运悲惨

从加纳首都阿克拉出发，开一天车，穿越茂密的丛林，便能到达凯泰克拉奇。对于当地约9000名居民来说，渔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产业，而儿童则是该产业的保证。

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独木舟上都有几个童工。一些孩子只有五六岁大，通常由一个青少年监管。很多在独木舟上工作和在岸边织补破烂渔网的孩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异常辛苦，每周的工作时间长达100个小时，而且还经常会遭到殴打。他们对于跳进浑浊的湖水中解开纠结的渔网普遍存在着恐惧心理。

孩子们从未见过自己微薄的薪水，雇用他们的渔民说，每年12月，他们会将薪水付给孩子的父母或亲戚，一般是过节的时候，由他们将薪水带到这些家庭所在的村落。

孩子们共同的悲惨命运和相互之间的友情似乎是他们唯的慰藉。这些默默无闻的孩子几年没见过自己的亲人，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且有时大人们还会假装许诺让他们上学或是很快返乡来骗他们继续做童工塔基无论是睡觉还是工作都穿着同一件灰色T恤衫，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时更是直言不讳。他说自己的孩子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衣不遮体，而自己在8岁时就开始在湖上划船做苦工。

男孩子们经常幻想逃走。9岁的科菲·年科姆就是为数不多的曾尝试过逃跑的童工之一，3年前他从马克的家乡来到这里。去年12月，他半裸着跑到城镇上，后背都是擦伤。他说塔基把他抓回去，绑起来用鞭打他。最后由于警方的介入，塔基被迫放走了科菲。但没过几周，便有人替代了他的位置——一个年龄更小、更无助、更加顺从的孩子：马克·夸杜沃。

（有删改）

①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作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动用化学喷剂来惊扰和迷惑敌人，捕捉奴隶。织巢蚁属使用童工，抱着幼体像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在一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

③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还是存在。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能设想它头脑里想着很多。当然，就那么几个神经元，让几根纤维串在一块儿，想来连有什么头脑也谈不上，更不会有什么思想了。它不过是一段长着腿的神经节而已。四只或十只蚂蚁凑到一起，围绕着路上的一头死蛾，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它们这儿触触，那儿推推，慢慢地把这块食物向蚁丘移去。但这似乎还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的事。只有当你观看聚在蚁丘边的、黑鸦鸦盖过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整个活物。这时，你看到它思考、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

④建造蚁丘的时候，有时需要一批一定规格的细枝，这时，所有成员立刻都着魔般搜寻起正合规格的细枝；后来，外墙的建筑就要完成，要盖顶，细枝的规格要改变，于是，好像从电话里接到了新的命令，所有的工蚁又转而寻找新型号的细枝。如果你破坏了蚁丘某一部分的结构，数百只蚂蚁会过来掀动那一部分，移动它，直到恢复原来的样子。当它们觉察到远方的食物时，于是，长长的队伍像触角一样伸出来，越过平地，翻过高墙，绕过巨石，去把食物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