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又名《幸福的黄手帕》）

（美国）Pete Hamill

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是在纽约格林尼治碰到的一个女孩子说的。她说当时那些人里有她。此后别人听我提起这件事，便说他们记不起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大致相同的故事，或说听熟人讲过，是那位熟人的朋友的亲身经历。这故事很可能就是那种深藏在人们心底的神秘民间传说，每隔几年，就以不同的说法流传一次。尽管故事中的人物不同，寓意却始终如一。我倒愿意相信某时某地真有其人其事。

他们到佛罗里达去，3个男孩，3个女孩。他们用纸袋带着夹肉面包和葡萄酒，上了长途公共汽车，梦想着金黄色的海滩和海潮。灰暗寒冷的纽约，在他们后面消失了。

长途汽车隆隆南驶，温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坐在他们的前面，身穿一套不称身的褴褛衣服，动也不动，灰尘蒙面，使人看不出年纪。不断地咬嘴唇内部，寡合得仿佛处身愁茧，默无一言。

长途汽车深夜驶抵华盛顿郊外，停在路旁一家餐馆门外。大家都下了车。只有温哥没下，像在座位上生了根似的。这批青年觉得奇怪，就猜想他究竟是何等人物：也许是船长，是抛妻别家的人，是解甲归田的老兵。他们回到车上，有个女孩就在他旁边坐下，向他自我介绍。

“我们是到佛罗里达去的，”她爽朗地说，“听说那儿风景很美。”

“不错。”他淡然回答，仿佛勾起了想忘却的事。

“要喝点酒吗？”女孩问。他露出笑容，喝了一大口。然后谢谢女孩，又闷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女孩回到自己一伙人那里，温哥在点头打盹。

早上，大家醒来，车已开到另一家餐厅外面，这一次温哥进去了。女孩一定要他一道吃。他好像很难为情，叫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那群年轻人闲谈着露宿沙滩的事，他却紧张地抽烟。再上车，女孩又和温哥同坐，不久，他不胜辛酸地慢慢说出了自己的沧桑。他在纽约坐了4年牢，现在获释回家。

“你有太太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女孩问。

“说来话长，我在牢里写信给妻子，”他说，“告诉她我要很久才能回家，要是她受不了，要是孩子老在问这问那，要是觉得太丢脸，就忘掉我吧。我会理解她的。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子，真好的女子，我说另找个男人，忘掉我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她没来信。3年半没有消息。”

“你现在回家，还不知道情形怎么样吗？”

“不知道，”他很腼腆地答，“是这样的，上周我确知可以假释了，又写了封信给她。镇口有棵大橡树。我告诉她，假如还要我的话，就在树上挂条黄手帕，我就下车回家。假如不要我，就不必了——没有手帕，我就不下车，一直走下去。”

“喔唷，”女孩叫了起来，“喔唷。”

她告诉了别人，不久大家全知道了，快到温哥故乡时都紧张起来，看温哥拿出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是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他妻子自有一种朴实的美，孩子还很小，照片抚弄得太多，满是裂痕。

他们离镇只有20里了，年轻人都在车右边靠窗而坐，等着看那棵大橡树出现。车厢里气氛沉郁，寂静无声，想到生离之苦，青春虚掷，大家都默然无语。温哥不再眺望，沉着脸，重又流露出出狱犯的神情，像是怕会再遭挫折，先在心理上加强准备似的。

还有10里，还有5里。接着，突然之间，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座起立，狂喊狂嚷狂叫，雀跃不已。只有温哥例外。

温哥坐在那里惊得呆了，目望着橡树。树上挂满了黄手帕——20条，30条，也许好几百条，就像旗帜迎风招展欢迎他。在年轻人欢呼声中，这个刚出狱的人离座起身，走到前面，下车回家了。

（选自《读者文摘》总第22期，有改动）

我的祖国，你的祖国①

（美国）罗纳德•卡尔弗特

①在这片国土上，在我们美利坚，我们选择作为领袖的人从不以军装和徽章来显示宪法赋予他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地位。他们的内阁成员，他们的文职下属都不会给他穿戴表现强大军力的服饰。

②在这片国土上，在我们美利坚，普通公民见到的军人是这样稀少，以至于他们还没有学会根据肩章来分辨少校和上尉。当首席行政官向他的国民讲话时，他们以一臂之隔的距离聚集在他的周围。列成方阵的士兵不会在他的前面正步行进。当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讲话时，台下见不到一排排戴着钢盔的头颅。

③在这片国土上，在我们美利坚，人们不用军靴的重步声来愉悦到访的外国政治家，不以展示机动加农炮和大规模生产轰炸机的设备来恐吓他。

④在这片国土上，在我们美利坚，我们有绵延数千英里的不设防的北部边界。在那将我们的另一块领土部分隔开的清澈浩瀚的大海中，见不到海军舰船穿梭其间。整个南部边界没有要塞，也见不到炫耀武力的情形。

⑤在这片国土上，在我们美利坚，年轻人不必应征去为国防设施劳作；参加军事训练与否悉听其便。不存在一支长期奉行侵略政策的武装部队。建立海军不是针对来自西半球的危险，而完全是为防备可能来自欧洲或亚洲的威胁。

⑥在这片国土上，在我们美利坚，总人口有三分之一是在外国出生，或者虽为本土出生，但父母或单亲是外国人。我们众多的“少数族裔”来自14个国家。无论其祖籍在何处，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享有一切政治和其他权利。我们有“少数族裔”，但是没有少数族裔问题。

⑦在这片国土上，在我们美利坚，普通公民可以不受限制地批评政府的政策或是首席行政官的目标。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良知，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命令去投票。

⑧在这片国土上，在我们美利坚，我们将歌声献给爱和罗曼司、夜半的忧伤、落日时的帆影，而不是献给政治事业的殉道者。我们的国歌中虽有尚武之词和国难当头的气氛，但是如果你想听风琴，曲目单会给你提供他的姐妹歌——《美利坚……我为你歌唱》。较为明快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要号召国人团结一致，我们唱《迪克西》或《艾奥瓦佬》；要说哪里的玉米长得高大，我们唱《落基山的春天》或《加利福尼亚，我来了》。

⑨在这片国土上，在我们美利坚，从不搞防空演习，防毒面具几成文物。当死亡之鹰染黑天空之时，我们无须教我们的孩子跑向何处。

⑩在这片国土上，在我们美利坚，我们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只会出自内部，出自我们的错误。我们对邻国的和平誓言比统治者的承诺和书面条约还要响亮。我们向他们保证说，我们一定会将自己多于他国的资源用来发展有利于和平的产业。

⑪在这片国土上，在我们美利坚，我们已经指明通向永久和平的路径。欧洲和亚洲都享受不到与这里所阐述的同等的自由、平等、和平之福；当我们接近或进入某个无论什么牌号的专制国家，这些福祉不是减少就是消失了。这种自由、这种平等、这种和平植根于美国的政体中。我们只要将那些试图销毁这些原则的形形色色的外国主义拒于我国海岸之外，我们就能永远保留她们。如果你珍惜这种自由、这种平等、这种和平——物质上的和平和精神上的和平——那么，请用你们的一切力量来捍卫我国政府的理想。

注：①1938年，慕尼黑事件震惊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俄勒冈州《波特兰俄勒冈人报》的主编罗纳德•卡尔弗特为唤起美国人民的危机意识，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社论。该社论一经发表，马上风靡全国。1939年，罗纳德•卡尔弗特因此文“在世界为战争风云笼罩之际，有力地唤起了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从容应对的理智”荣获普利策奖。

（选自展江主编《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雪

（美）罗宾·西尔弗曼

十二月初的某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外面银装素裹，下了一场好雪。十一岁的女儿艾瑞卡央求我：“妈妈，早饭后我们去滑雪好吗？”我也无法抵御滑雪的诱惑，于是我们穿戴整齐，向林肯公园高尔夫球场的大斜坡进发，那里是我们这个平坦城镇所拥有的唯一一座山丘。

我们到达目的地，小山顶上已经挤满了滑雪的人。

我们在一个瘦高个男人身边找到一处空地，这个男人也带着儿子滑雪。那个三岁的小男孩趴在雪橇上，正等着雪橇启动。“爸爸，开始吧！”男孩大声地喊道。

男人转过身来，非常有礼貌地对我们说：“我们先滑，可以吗？”

“赶紧去吧，”我对他说道，“你儿子已经急不可待了。”我的话音刚落，那位父亲便猛地推了一下男孩的雪橇，雪橇顿时飞了出去！可是并非男孩的雪橇独自向下滑行，男孩的爸爸也跟在雪橇后面拼命地奔跑。

“他肯定担心他儿子的雪橇会撞上别人。”我对艾瑞卡说道，“我们也要小心为妙。”

随之，我们坐上了自己的雪橇，伴随着飘飘洒洒的雪花，我们嗖嗖地向山下滑去。雪橇滑到山脚一条小河旁边，眼看就要撞上一棵大槐树，我们赶紧从雪橇上纵身跳下，四仰八叉地摔倒在雪地上，两人笑成一团。

“真过瘾！”我喊道。

“可是往回走得花很长时间。”艾瑞卡提醒我。

的确如此。当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山顶走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瘦高个男人也拉着雪橇往回走，他儿子仍然趴在雪橇上。

“看人家爸爸是怎样对待孩子的！”艾瑞卡对我说道，“我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吗？”

我差不多快要喘不过气来，我对她说：“没门，我的小祖宗，你就继续往上爬吧！”

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又开始准备往下滑了。

“爸爸，快，快，快！”男孩喊着。男孩的父亲竭尽全力又猛地推了一下雪橇，然后跟在雪橇后面狂奔，到了山脚，他又开始拉着载有小男孩的雪橇往回走。

这父子俩就这样来来回回玩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我的艾瑞卡自己能爬山不需要我照料，可是我仍然累得筋疲力尽。这个时候，滑雪的人们大部分都回家吃饭去了，山顶上的人已经少了很多。最后，只剩下我们和身边的父子俩以及稀稀落落几个人还在那里玩．

我暗自思忖，到了这个时候，那位父亲大可不必再担心孩子的雪橇撞人了，尽管小男孩还小，可是让他自己拖着雪橇往回走一两次应该不成问题。可是这个男人似乎不知道疲倦，一直心甘情愿带着儿子这样开心地玩着。

后来我忍不住朝他大声地喊道：“你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瘦高个男人转身冲我笑了笑，“他是一个脑瘫患儿，不能走路。”这位父亲坦然相告，没有隐瞒。

我一下子愣住了，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山上自始至终没见到男孩下雪橇。他们玩得那么开心，一切看上去都很自然，我压根就没想到男孩竟然有生理缺陷。

尽管我不知道这位父亲的名字，但一周之后，我在当地报纸为我开的专栏里讲述了这个故事。也许他本人，或者认识他的人看到了我的那篇文章，因为随后我收到了一封来信：

亲爱的西尔弗曼夫人：

和我儿子每天所做的努力相比，那天我在山上使出的力气根本不值一提。对我而言，儿子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像他那样坚强，哪怕只及他一半坚强我也心满意足。

（摘编自《新民晚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