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于明山)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下午共同发布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国务院共公布了 1 372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民间文学类项目为155项，占总数的11.3%，在十大非遗门类中排第5位。文化部共认定了 1 986 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民间文学类共计77人，占总数的3.88%。民间文学还面临着传承人高龄化和法律保护缺失等问题。曲艺有127项，曲艺类传承人有151人，仍有40余项曲艺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没有国家级传承人，显示出曲种传承的不均衡和保护传承人的紧迫性。2015年，包括河南坠子国家级传承人刘宗琴、相声国家级传承人常宝霆等20名曲艺类项目国家级传承人离世，更是给非遗传承带来了巨大损失。

2015年，北京、上海、山西、山东等8个省市公布了新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传统音乐新增项目共计28项，包含民间音乐23项、宗教音乐3项和人文音乐2项，表明民间音乐仍是传统音乐类名录建设的主体。“申遗热”推动了传统音乐的发展，2009年，有5个传统音乐项目类型同时被选为“世遗”；在前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音乐分别入选72项和67项，在十大非遗门类中位居前列。2015年，传统音乐诸多新增赛事尤其是原生态赛事的举办，网络歌坛的迅速发展，观看民歌实景演出以及近几年的民歌民乐进校园等，都显示出传统音乐在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更加欣欣向荣。

2015年，我国传统技艺类非遗保护工作延续了以往良好的势头。名录建设方面，在历年公布的各级非遗名单中，传统技艺都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重。2015年各省公布了新的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中传统技艺类非遗共136项，约占总数的34%。2015年新增传统技艺项目中，上海和陕西分别占比16%和22%，领先于其他省市。各项传统技艺中，有一部分适合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如酿酒类、制瓷类非遗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回避的是，一部分传统技艺因创新设计不足，难以跟上市场的步伐。

随着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2015年中国传统医药立法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传统医药逐渐被世界认知。2015年，北京、安徽等地公布了省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名单，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达到了43人。尽管传统医药发展势头迅猛，但传统医药类项目的新增代表项目和扩展项目数目甚少。

(选自新民网，有删改)

济南6月8日讯(记者尹延杰)　记者今天从山东省邮政公司了解到，为进一步增强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邮政定于2016年6月11日发行《文化遗产日》纪念邮票1套2枚，两枚邮票采取连印形式，分别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和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为中心，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项目，用线描的表现形式环绕展示在周围，以宣纸的纹理和残破的边框形式作为背景，整体风格古朴、简洁，主题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昆曲、珠算、剪纸、端午节、古琴；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长城、福建土楼、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

(选自大众网，有删改)

文化部社图司巡视员周小璞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确定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一些专家认为，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无形或隐形，是人的精神创造，更凸显了对其保护抢救的重要性。它可以暂时没有任何意义，可要可不要，但如果因此而不重视，让其自生自灭，将给人类、国家、民族造成精神和情感上的断裂。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天眼数据显示，2019年已有超过1000家垃圾分类相关企业注册。仅7月1日当天，就有6家相关企业注册。上周，又有53家相关企业注册成立。

在各电商平台垃圾桶销量倍增、电商平台二手闲置商品交易业务上扬的同时，一些看似没什么科技含量却实实在在解决消费者小烦恼的“新兴业务”商机纷涌。其中，代扔垃圾服务备受追捧，不少快递公司、二手电商及外卖平台纷纷尝试推出这一新服务。微信搜索“垃圾分类”关键词，关于垃圾分类的小程序已猛增至100多个，支付宝平台上的垃圾分类小程序，累计新增用户数已突破百万。

当“垃圾”成为创业新赛道，一些长期存在的固有问题将得到进一步解决。

外卖行业是垃圾分类的前端，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解筱文表示，垃圾分类的严格实施，将降低外卖业对社会环境的污染影响，先前分散的巨量餐饮白色垃圾，有望进行批量化、集约化处理，餐食残渣和剩汤垃圾污染也将得到控制。

很多消费者了解生活垃圾中大量的外卖餐盒、包装袋、餐具等都是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但却不一定知道，若外卖餐盒和剩余食物一起处理，原本在土壤中能快速分解的食物，降解时间将延长数倍。这也是垃圾分类要求对外卖餐盒和剩余食物分类处理的原因。

（摘自《“垃圾分类”成创业掘金新风向》，科技日报）

在日本，垃圾的收集和转运由各区负责，各区会根据垃圾种类和产量的季节性变化制定详细的收集计划，对垃圾收集点的设置及收集频次进行合理调整。而对于部分收集运输范围较大的城市，通常会设立垃圾中转站，以便把垃圾从中小型车辆转运到大型运输车辆。同时，在垃圾清运的过程中，环卫部门装运垃圾车辆多次往返，每次仅运输一种垃圾，由此避免了“混装混运”。不同类别的垃圾被运输到不同的垃圾处理工厂，然后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垃圾处理以焚烧方式为主，注重资源再利用。日本由于土地面积有限，焚烧是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填埋处理所占比例很小。2016年日本采用焚烧方式进行垃圾处理的占比为80.20%。在垃圾焚烧处理中，焚烧炉排炉和流化床是最主要的焚烧处理方式。此外，一些电子、电器类垃圾和大件垃圾，则会对有再利用价值的部分进行回收。据统计，日本每年废弃的家用电器重量达60万吨，回收利用率为50%至60%。

（摘自《2019年全球及中国垃圾分类行业发展概况及未来投资前景分析》）

2014—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变化情况（单位：万吨，%）

2000—2017年中国生活垃圾清运量变化情况（单位：万吨，%）

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围城”的有效途径，已成为各地的共识。尽管部分试点地区垃圾分类取得初步成效，但记者调查发现，分类投放准确率低、分类知晓率低和资源利用率低等“三低”问题交织，成为垃圾分类推进的“拦路虎”。

投放准确率低是垃圾分类试点的难点之一。记者在合肥、马鞍山、阜阳等一些试点地采访时，随机打开分类垃圾桶看到，有的分类比较清晰，有的依然是混合投放。

分类知晓率低是垃圾分类遇到的另一大难点。部分居民仍没有垃圾分类投放的意识，也缺乏垃圾分类的基本知识，导致分类“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效果。

末端处理能力不足，资源利用率低也是难点所在。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各地垃圾分类的处置体系残缺不全，往往前端分类、后端就“混为一团”，末端处理不足不仅挫伤了群众的垃圾分类参与热情，影响了分类体系建设，也造成我国垃圾资源化率低。据李大勇介绍，国家住建部的标准要求是35%，但从合肥市试点来看，只能达到20%左右。

不少受访者反映，垃圾处理涉及生态环境、发改委、住建、城管、商务、供销社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段，重点不同，往往造成垃圾处理统筹不足、难以协同。比如城市生活垃圾目前多由城管部门负责，但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垃圾处置、可回收垃圾处置又涉及生态环境、商务、供销社等多个部门，在一些地方由于衔接不力、各管各的，导致有害生活垃圾无处可去、可回收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低。此外，对于一般工业固废物的处理，不少地方还存在生态环境部门不愿意接手，环卫处理难度大，进而造成这类垃圾处理不及时不规范等问题。

（摘自《“一桶天下”到四桶并立，垃圾分类待解“三低”难题》，《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