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

徐威

在许永永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旅行家而不是科学家的时候，我们都愣住了。事实上，我们连旅行家是什么要干什么都不知道。

老师站在讲台上，饶有兴趣地问，许永永你为什么想做个旅行家？

许永永大声说，因为杨镇的天空实在是太小了。

那时候，我们读小学五年级。

在我长大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坚持认为，许永永说出的那句豪言壮语，包括我在内，我们班五十八名同学，没有一个人懂。

后来我们把许永永叫做“旅行家”，一个带着嘲笑意味的外号。我们问，旅行家，什么是旅行家啊？成天去旅游么？

许永永用脏兮兮的手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破旧的地图，摊开后，用食指指着说，我要去这儿，这儿……我清楚地记得，许永永指了八九下。他把整个世界都指完了。

许永永说完，我们便都不说话了。那时侯，我去到最远的地方，也仅仅是几十里外的县城。

升了初中后，我一直和许永永同班。初一那一年，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那天，许永永在课堂上念他的作文：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旅行家，我要走遍全世界……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七大洲和八大洋，所以我们笑得更加理直气壮。马晓波起哄说，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吗？你能走得完？你怎么去？骑着猪去吧！而后是哄堂大笑。

我没有笑。课间十分钟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对许永永说，我觉得你能行。他说，我知道，我一定能行的。

在一个红霞满天的黄昏，许永永悄悄把我拉到操场上，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破旧的地图，说，我一定能成功的。你看，这儿。

他指着亚洲板块说，我先把亚洲走完，再去其他的地方。

我说，亚洲也很大啊。

他指着雄鸡状的中国说，没关系，一个一个来，我先把中国走完。

我说，中国也很大啊。

他说，没关系，一个一个来，我先把江西省走完。

我说，江西省也很大啊。

他说，没关系，一个一个来，我先把赣州市走完。

我还想再说，却突然停住了。我似乎在那一瞬间，领悟到了许永永无比澎湃的内心。我说，你先把杨镇走完吧。

许永永眼睛又亮了起来，说，是啊！我已经走遍杨镇所有的村庄了。我接下来就要走出杨镇啦！

说完他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张草稿纸，摊开给我看。他说，这是我自己画的，杨镇的地图。他说，以后我要画无数张地图，把我去过的毎一个地方都画成地图。这是第一张，你是第一个看这张地图的人。

我深吸了ロ气，在那一刻，感觉到一种光荣降临到我身上。

整整初中三年，从来没有同学叫许永永的名字，我们都叫他旅行家。但他一点儿都不在乎。我也叫他旅行家，不过我觉得我叫的旅行家和他们叫的不一样。这一点，许永永知道。

许永永每天都在跑步。他跟我说，要做旅行家，必须要有个好身体。于是，他早上绕着学校边的公路跑，跑到变电站再跑回来。一来一回，大约十公里。下午他就在操场跑，一圈一圈，直到天色暗下来。马晓波笑他，说，看，我们的旅行家看来要跑完全世界啦！

环游世界的梦想尚未实现，许永永已经连续三年夺得我们学校的长跑冠军。在初三那一年，他破了记录，是市里的长跑纪录。县里的高中来人了，说许永永你不用考试了。我们知道，这是特招。当时，我们全班都轰动了，连一直取笑他的马晓波，看着许永永的时候眼里也流露出羡慕。

初中毕业之后，我顺利考上了高中的重点班，之后上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我与许永永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我总能收到许永永的信件，信封里面总有一张手绘的地图。偶尔还有几张相片，在海滩裸露上身的，背着大背包徒步行走的，站在长城上的，在黄沙大漠里的，骑马大草原上的……地图上出现的地名离杨镇越来越远，远到我必须去查资料，才能知道许永永是在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里留下的脚印。

最近的一封信里面是一幅精心绘制的中国地图，上面标着密密麻麻的小点。看着地图，我仿佛看到这一个个点都是许永永黝黑的激情澎湃的笑脸，它们焕发着如同太阳一般耀眼的光芒。

在地图下方，许永永写了一句话：我马上就要走出中国了，勿念。

（有删改）

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雷媛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这位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受到了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学考古的她深知它的珍贵。

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自此，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直到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后，他们一家终子在敦煌团聚了。

1979年，敦煌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樊锦诗的心抽紧了，“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20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成为她日夜思考的问题。

2003年，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她的回答很明确：“游客越来越多，直觉就是高得不得了。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后来明白了，以当时的技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数字敦煌”的概念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质疑声不绝于耳。“那时候我真的很孤立。”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樊锦诗逢人就说“数字敦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

对计算机并不熟悉的樊锦诗，开始着手大量资料的查阅。樊锦诗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请教，哪怕一个数字、一个细节也会刨根问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积累与眼界的开阔，更加坚定了她“让科技引领和支撑莫高窟保护”的理念。

“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事实上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如此算来，莫高窟最少要有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

在樊锦诗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光天演Power 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等数字化项目相继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年，在她的策划与提议下，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2014年8月1日，敦煌莫高富前的金色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戈壁上缓缓隆起——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城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完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敢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