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 鼓

铁凝

日落之后，天黑以前，她要出去走路。一天的时光里，她尤其喜欢这个段落。日落之后，天黑以前，是黄昏。

她穿上薄绒衣和哈伦裤，换上走路的鞋，出了家门。她有些自嘲地暗想，她要保持整体的青春感。至于下巴的松懈或者鼻梁旁边的几粒雀斑，其实无碍大局。当一个六十岁的女人敢于穿着质地柔软、裤角裹腿、裤裆却突然肥坠以模糊臀部的哈伦裤出行时，谁还会注意她脸上的雀斑呢？

她走上柿子林边的这条小马路时，发现马路对面，一个老者几乎正和她齐头并进。老者拖着一把平头铁锨，铁锨和柏油路面摩擦出刺拉、刺拉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噪音。他为什么不把铁锨扛在肩上呢？她心里有点抱怨，由不得偏过脸扫了一眼老者——这老头！她心说。

路灯及时地亮起来，在她斜后方的老头停住脚，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烟和火柴，仿佛是路灯提醒了他的抽烟。他将铁锨把儿夹在胳肢窝底下，腾出手点着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大口。借着路灯和老头点烟的那一忽儿光亮，她看见老头的齐耳短发是灰白色的中分缝，皱纹深刻的没有表情的脸木刻一般。他咳着喘着向路边半人高的冬青树丛里吐着痰，确切地说，是向那树丛吼着痰，费力地把喉咙深处的痰给吼出来。那吼是疙疙瘩瘩低沉、粗砺的吼，犹如老旧的轮胎隆隆碾轧着碎石。

她闻见一股子花椒油炝锅的白菜汤味儿，网球馆工地正在开饭。她看见一个体型壮实的工人正朝她和老头这边张望，望了一阵，就扑着身子快步朝他们走来。当他和他们相距两三米的时候，她看出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只听他急切地高喊起来：“妈！妈！”他喊着“妈”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

她下意识地扭头向后看，路上没有别人。他是在喊她吗？他错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妈？或者她竟然很像这位施工队成员的妈？

这个端着空饭盆的年轻工人，就见他很确定地走到老头跟前，从他手里接过铁锨，又叫了一声“妈”，他催促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老头”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不急不火的，由着儿子接过了铁锨。

她从年轻人浓重的中原口音里，听出焦急和惦记。他的头发落满了白灰和水泥粉末，接近了老头——不，应该是他的妈那齐耳乱发的颜色。

那么，他没有把身穿哈伦裤的她错认成自己的妈，他是在管那老头叫“妈”；那么，她一路以为的老头并不是个老头，而是个老太太，是——妈。

年轻人扛着铁锨在前，引着他的妈往一盏路灯下走，那儿停着一辆为工地送饭的“三马子”，车上有一笸箩馒头和一只一抱粗的不锈钢汤桶，白菜汤味儿就从这桶里漾出。母子二人舀了菜汤，每人又各拿两个大白馒头，躲开路灯和路灯下的“三马子”，找个暗处，先把汤盆放在地上，两人就并排站在路边吃起晚饭。

她佯装在近处溜达，观察着从容、安静地嚼着馒头的这对母子，怎么看也更像是一对父子。路边的年轻人很快就把饭吃完，从地上端起妈那份菜汤递到她手上。妈吃完馒头喝完汤，拍打拍打双手，在裤子两侧蹭蹭，从肥大中山式上衣的肥大口袋里掏出两只壮硕的胡萝卜，递给儿子一只，另一只留给自己，好比是饭后的奖赏。

她看见儿子拿着萝卜，和妈稍做争执，要把自己手中那个大些的塞给妈，换回妈手里那个小一点的。妈伸出举着萝卜的手挡了挡儿子，便抢先咬下一大口，很响地嚼起来。儿子也就咬着手中那大些的萝卜，很响地嚼起来。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那两根在他们手中晃动的胡萝卜格外显出小火把似的新鲜光亮，和一股脆生生的精神劲儿，让她想起在她的少年时代，夜晚的交通警察手中那发着荧光的指挥棒。

会所传来一阵鼓声，是某个庆典或者某场欢宴开始了。会所的承包商早年是太行山区农民鼓队的鼓手，村里的喜事，镇上县上的赛事都少不了那鼓队。如今他将一面一人高的牛皮大鼓引进美优墅会所金碧辉煌的大堂，屏风似地竖在一侧，让擂鼓成为一些仪式的开场白，让仪式中身份最高的人手持鼓槌击鼓，如同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鸣锣。

她对会所的鼓声并不陌生，她和家人都在会所举办或者参加过这种仪式。虽然，和旷野的鼓声相比，圈进会所的鼓声有点喑哑，有点憋闷，好比被黑布蒙住了嘴脸的人的呐喊。但鼓声响起，还是能引人驻足的。她望望那路边的母子，他们仍然站在黑暗中专注地嚼着胡萝卜，对这近切的鼓声充耳不闻。

她迎着鼓声往回家的路上走，尽可能不把自己的心绪形容成无聊的踏实。也许鼓声早已停止，她听见的是自己的心跳。世间的声响里，只有鼓声才能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

（有删改）

百年震柳

梁衡

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原县发生了一场全球最大的地震。是日晚8时，风暴大起，四野尘霾，大地颤动，山移、地裂、河断、城陷。黄土高原经这一抖，如骨牌倒地，土块横飞。老百姓惊呼：“山走了！”有整座山滑行三四公里者，最大滑坡面积竟毗连三县，达两千平方公里。山一倒就瞬间塞河成湖，形成无数的大小“海子”。地震中心原有一大盐湖，为西北重要的产盐之地。湖底突然鼓起一道滚动的陡坎，如有人在湖下推行，竟滴水不漏地将整个湖面向北移了一公里，称之为“滚湖”。所有的地标都被扭曲、翻腾得面目全非。大地瞬间裂开一条237公里长的大缝，横贯甘肃、陕西、宁夏。裂缝如闪电过野，利刃破竹，见山裂山，见水断水，将城池村庄一劈两半，庄禾田畴被撕为碎片。当这条闪电穿过海原县的一条山谷时，谷中正有一片旺盛的柳树，它照样噼噼啪啪，一路撕了下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些柔枝弱柳，虽被摇得东倒西歪，断枝拔根，却没有气绝身死。狂震之后，有一棵虽被撕为两半，但又挺起身子，顽强地活了下来，至今仍屹立在空谷之中，这就是那棵有名的震柳。

我不知道这株柳，该称它是一棵还是两棵。它同根，同干，同样的树纹，头上还枝叶连理。但地震已经将它从下一撕为二，现在两个半边树中间可穿行一人，而每一半也都有合抱之粗了。人老看脸，树老看皮。经过百年岁月的煎熬，这树皮已如老人的皮肤，粗糙，多皱，青筋暴突。纹路之宽可容进一指，东奔西突，似去又回，一如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这棵树已经有500年，就是说地震之时它已是400岁的高龄，而大难后至今又过了100岁。

看过树皮，再看树干的开裂部分，真让你心惊肉跳。平常，锯开一根木头，无论从哪个方向切入，那剖面上的年轮图案都幻化无穷，美不胜收，以至于木纹装饰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景，木纹之美也成了生命之美的象征。但是现在，面对树心我找不到一丝的年轮。如同五马分尸，地裂闪过，先是将树的老根嘎嘎嘣嘣地扯断，又从下往上扭裂、撕剥树皮，然后再将树心的木质部分撕肝裂肺，横扯竖揪，惨不忍睹。但是这棵树并没有死。地震揪断了它的根，却拔不尽它的须；撕裂了它的躯干，却扯不断它的连理枝。灾难过后，它又慢慢地挺了过来。百年来，在这人迹罕至的桃源深处，阳光暖暖地抚慰着它的身子，细雨轻轻地冲洗着它的伤口，它自身分泌着汁液，小心地自疗自养，生骨长肉。百年的疤痕，早已演化成许多起伏不平的条、块、洞、沟、瘤，像一块凝固的岩石，为我们定格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柳树这个树种很怪。论性格，它是偏于柔弱一面的，枝条柔韧，婀娜多姿，多生水边。所以柳树常被人作了多情的象征。唐人有折柳相送的习俗，取其情如柳丝，依依不舍。贺知章把柳比作窈窕的美人：“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但在关键时刻，这个弱女子却能以柔克刚，表现出特别的顽强。西北的气候寒冷干旱，是足够恶劣的了，它却能常年扎根于此。在北国的黄土地上，柳树是春天发芽最早、秋天落叶最迟的树，它尽力给大地最多的绿色。当年左宗棠进军西北，别的树不要，却单选中这弱柳与大军同行。“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柳树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遇土即根，有水就长，干旱时就休息，苦熬着等待天雨，但绝不会轻生去死。它的根系特别发达，能在地下给自己铺造一个庞大的供水系统，远远地延伸开去，捕捉哪怕一丝丝的水汽。它木性软，常用来做案板，刀剁而不裂；枝性柔，立于行道旁，风吹而不折。

我想，海原大地震的震波绕地球三圈，移山填河，夺去了28万人的生命，而这一株裂而不死的古柳却能够存活下来，它肯定是要对后人说点什么。

《世界散文精华》序

季羡林

①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至少是最大的散文大国。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教我们英国散文的是后来当了台湾“外交部长”的一位教授。他把英国散文说得天花乱坠。我读了一些，也觉得确实不错。遥想英国人坐在壁炉前侃天说地的情景，娓娓而谈，妙趣横生，不禁神往。愧我愚鲁，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恍然顿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世界上真正的散文大国其实就是中国。在“经”中间有散文，在“史”和“子”中，绝妙的散文更多。在“集”中除了诗歌以外，几乎都是散文。因此，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以及从历史的悠久来看，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②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中国散文的优越性。自从五四倡导新文学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管齐下，各有独特的成绩。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四个方面，哪一方面成就最大？言人人殊，不足为怪。我不讨论这个论争。但是有人说，四者中成就最大的是散文。我不评论这个看法是非曲直，但是我觉得，这种看法是非常深刻、很有启发性的。专就形式而论，诗歌模仿西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小说，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哪里有一点《三国》、《水浒》、《红楼梦》和唐代传奇、《今古奇观》、《聊斋》等的影响？它们已经“全盘西化”了。至于戏剧，把中国戏剧置于易卜生等的戏剧之中，从形式上来看，还有一点关汉卿等等的影子吗？我不反对“西化”，我只是指出这个事实，至少散文，则很难说受到了多少西方影响，它基本是中国的。我个人认为，这同中国是最大的散文国家这个事实，有密切关系。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散文成就最大，难道还能有什么理由来批驳吗？

③既然把散文摆上了这样高、这样特殊的位置，散文，特别是中国的散文的特点究竟何在呢？有人说，散文的特点就在一个“散”字，散文要松松散散。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什么地方，就写到什么地方。我对这种说法是有怀疑的。现在有些散文确实“散”了，散得像中小学生的作文。这样的东西也居然皇皇然登在杂志上，我极不理解。听说，英国现代个别作家坐在咖啡馆里，灵感忽然飞来，于是拿起电话，自己口述，对方笔录，于是一篇绝妙文章就此出笼。这是否是事实，不敢说。反正从中国过去的一些笔记中看到的情况与此截然相反。一些大家的散文名篇，都是在长期锻炼修养的基础上，又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的情况下，千锤百炼写出来的。尽管有的文章看起来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一点费力的痕迹都没有，然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劳动，只有作者和会心人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