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

王蒙

①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应接不暇。先是视窗与鼠标，其后是触屏，再后是手机也杀入了生活、杀入了头脑，不断膨胀，提供了最最全面的服务与引领。

②当然，信息技术的发达首先带来的是信息民主，是文化民主，是参与传播和有所评议、有所动静的大众普及化，是大众对于权力包括精英们的话语权力的监督，是各种自发舆论的飞速形成。但是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的到来，触屏时代的到来，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暗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如日益严重、难以救药的学风败坏，习以为常的轻飘、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或者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

③传播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变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变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变成了主体，而主体变成了傻气十足的跟班。例如餐具压倒了饮食，语言干扰控制而不是服务于思……形式主宰了内容，这些是早已有之的不幸状况。境外的学者以这样的思路研究过语言的霸权，并且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例如有助于我们克服教条主义。同样，我们也可以、也需要用这样的思路研究信息技术带来的异化现象。

④所谓信息的异化，就是说信息从素材变成了成果，传播由中介变成了价值的体现，传播的速度与数量变成了真理、科学、艺术、成功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精神产品的首要追逐，而传播的能力包括忽悠炒作的能力与招人喜欢的外表与音色，都成了成功的基石。信息传播，如荼如火，如龙卷风如海啸，搞得我们的理论、文化、艺术、科学、决策在信息的浪涛滚滚中，或者风头劲爆、或者摇摆不定、或者垂头丧气。信息传播的洪流，正在推出一些牛人，昨天宣布读图与信息爆炸，今天宣布触屏时代到来，后天宣布名人、名牌、名书、名药都是他们速成打造成功的。他们鼓吹着着种票房，印数、点击量、收视率、福布斯榜，他们制造着巨星，超女、好声音、畅生有及其作者、意见领袖、有影响力者、世界纪录。他们承认即使是一条狗如果能够在现代传媒中不断出镜，也能成为中华第一名狗。

⑤在大数据的潮流里，文学、纸质书籍首当其冲地被冲击。原因是语言文字在各种艺术介质当中最缺少直观性，最符号化。它们不像图画、音乐、歌曲、舞台表演、声像节目，更不像3D、4D（是不是正在出现7D、8D？）影院那样富有肉感器官刺激，它们不能给人们以视觉、听觉，直到唤觉、味觉、触觉，还有臀部、腰部震动。语言文字是符号，是思想，不通过大脑的感受、解读、联想、思考，它们不过是一群乱码，对于轰人，语言尤其是文字，完全不能传递足够的信息。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精神懒汉，当然不希望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身体与其器官，直接接受刺激与抚摸来获取信息。但恰恰是语言与文字而不是3、4、5、6D们能发育与推动思维。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

⑥而由网络宣布《红楼梦》等名著的死活读不下去，正是这种君临人类文化传播的牛气冲天与蠢态毕露的新表演，它们干脆挑战经典，挑战中华的与人类的文化史，挑战智力的底线。

⑦当然，我不是不知道，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感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

⑧不论出现多少伟大的议论和愤怒，传播信息科学技术与手段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既无法抑制“数量×速度”的征欢，又不能挽救精神果实、质地品位的颓势，无法使严谨文化人的憔悴与寂寞，发育成传播明星式的丰腴红火。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仍然可以在高等院校，在科研机构，在有头脑、有见识、有度心的知识界中坚持怀着对真理的追求与献身精神的。我们仍然可以不解地道求独到、高端思想智悲。尤其是，我们可以勇敢地告诉大家，除了传播上的成功，还有学识上的成就；除了搞笑的段子，还有经典的著作；除了传播上的明星，还有真知灼见的学人，除了印数与点击量，还有专业的评估与历史的考验。

⑨我甚至想提议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布“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六月二十四日定为“网羞日”。至少要有人说话。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

因为非洲大片地区史无前例地遭到埃博拉病毒的侵袭，很多人提出是否该允许未经测试的药物和疫苗投入使用。因为这种病能让高达90%的感染者致死——死亡率甚至超过鼠疫——因此，在这样的特例下放松临床医学规范似乎不是坏事。但这项建议诱发了复杂的伦理问题——而局势的紧迫性又不让人有太多时间考虑。

埃博拉出血热之所以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是因为传染性疾病大多非常狡猾。病毒的传播起源于动物种群，而动物体就像蓄水池一样，病原体在其中不断发展变异，研究人员因此很难跟上传染病的变化速度。但另一个原因是制药企业对生产疫苗越来越失去兴趣。事实上，今天生产疫苗的企业只有4家，而50年前，共有26家疫苗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知道生产疫苗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因为缓慢的制造过程造就了漫长的疫苗导入期。

公众对疫苗的不信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疫苗生产的衰退。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对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反对情绪甚嚣尘上就是一例。

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最近宣布正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学院一道开展埃博拉疫苗的试验工作。因为还要完成两个阶段的试验，疫苗无法在2015年之前面世。

试验过程引发了人们对类似的临床过程过于繁琐的攻击。但这样的批评其实缺乏依据，因为接受试验药物的志愿者可能造成严重疾病甚至死亡。事实上，I期试验既危险又在道德上非常棘手，这意味着必须秉承极度的小心谨慎行事。

2006年，新药TGN1412的I期试验被迫暂停，因为本来健康的志愿者表现出多器官功能衰竭，有些人险些丧命，很多受试者可能永远无法彻底康复。

但如果受试者本来已经患病呢？1996年，在尼日利亚北部脑膜炎大规模流行期间，辉瑞制药公司向医务人员提供了口服抗生素特洛芬（Trovan），目的是与另外一种药物头孢曲松进行对比。

特洛芬试验期间有11名儿童死亡，其余的人留下了终身残疾。但特洛芬试验的死亡率还是比脑膜炎未经治疗低得多，这为今天人们服用未经试验的埃博拉药物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世卫组织已经宣布，在对抗埃博拉病毒时使用实验性血清“Zmapp”合乎伦理——这是一组混合基因工程抗体，旨在协助患者对抗埃博拉病毒。Zmapp还从未进行过人体试验，也从未获得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认证。

目前仅有极少量Zmapp存在，就连小规模生产也需要等上几个月。这使人们在道德上陷入两难境地：这样的稀缺资源该分到谁的手里？

起初的三剂Zmapp被用于治疗美国传教士医生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怀特博尔，两人最终都得以康复，余下的一剂用于治疗西班牙神父米格尔·帕哈雷斯，而帕哈雷斯现在已经去世。为何选择对布兰特利和怀特博尔用药，这曾经一度引起广泛争议，而有人从实用角度给这一做法给出了解释：理应先治疗医务工作者，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为他人提供帮助。但这一说法却无法解释为何选中75岁高龄的帕哈雷斯。

后来，为3名非洲医生提供治疗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实用主义选择标准的可信赖度。但无论如何，现有的Zmapp资源已经耗尽。

需要注意的是，从实用主义出发配给稀缺医疗资源的做法具有极大的争议。二战期间，当军医被迫配给有限的青霉素时，他们决定优先治疗性病患者，因为这些人可以更快地重返战场。但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更有资格得到药物。

如果把类似的道德因素加入到埃博拉病毒的治疗，我们可以说非洲人比西方人更有备选资格，因为非洲的医疗系统抵御埃博拉病毒的能力较弱。但你也可以说西方医务工作者有资格得到优先救治，因为他们主动去往疫区，救治那些别无选择的民众。

(选自《南风窗》2015年第1期，有删改)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2017年第6期《安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