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非洲大片地区史无前例地遭到埃博拉病毒的侵袭，很多人提出是否该允许未经测试的药物和疫苗投入使用。因为这种病能让高达90%的感染者致死——死亡率甚至超过鼠疫——因此，在这样的特例下放松临床医学规范似乎不是坏事。但这项建议诱发了复杂的伦理问题——而局势的紧迫性又不让人有太多时间考虑。

埃博拉出血热之所以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是因为传染性疾病大多非常狡猾。病毒的传播起源于动物种群，而动物体就像蓄水池一样，病原体在其中不断发展变异，研究人员因此很难跟上传染病的变化速度。但另一个原因是制药企业对生产疫苗越来越失去兴趣。事实上，今天生产疫苗的企业只有4家，而50年前，共有26家疫苗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知道生产疫苗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因为缓慢的制造过程造就了漫长的疫苗导入期。

公众对疫苗的不信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疫苗生产的衰退。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对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反对情绪甚嚣尘上就是一例。

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最近宣布正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学院一道开展埃博拉疫苗的试验工作。因为还要完成两个阶段的试验，疫苗无法在2015年之前面世。

试验过程引发了人们对类似的临床过程过于繁琐的攻击。但这样的批评其实缺乏依据，因为接受试验药物的志愿者可能造成严重疾病甚至死亡。事实上，I期试验既危险又在道德上非常棘手，这意味着必须秉承极度的小心谨慎行事。

2006年，新药TGN1412的I期试验被迫暂停，因为本来健康的志愿者表现出多器官功能衰竭，有些人险些丧命，很多受试者可能永远无法彻底康复。

但如果受试者本来已经患病呢？1996年，在尼日利亚北部脑膜炎大规模流行期间，辉瑞制药公司向医务人员提供了口服抗生素特洛芬（Trovan），目的是与另外一种药物头孢曲松进行对比。

特洛芬试验期间有11名儿童死亡，其余的人留下了终身残疾。但特洛芬试验的死亡率还是比脑膜炎未经治疗低得多，这为今天人们服用未经试验的埃博拉药物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世卫组织已经宣布，在对抗埃博拉病毒时使用实验性血清“Zmapp”合乎伦理——这是一组混合基因工程抗体，旨在协助患者对抗埃博拉病毒。Zmapp还从未进行过人体试验，也从未获得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认证。

目前仅有极少量Zmapp存在，就连小规模生产也需要等上几个月。这使人们在道德上陷入两难境地：这样的稀缺资源该分到谁的手里？

起初的三剂Zmapp被用于治疗美国传教士医生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怀特博尔，两人最终都得以康复，余下的一剂用于治疗西班牙神父米格尔·帕哈雷斯，而帕哈雷斯现在已经去世。为何选择对布兰特利和怀特博尔用药，这曾经一度引起广泛争议，而有人从实用角度给这一做法给出了解释：理应先治疗医务工作者，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为他人提供帮助。但这一说法却无法解释为何选中75岁高龄的帕哈雷斯。

后来，为3名非洲医生提供治疗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实用主义选择标准的可信赖度。但无论如何，现有的Zmapp资源已经耗尽。

需要注意的是，从实用主义出发配给稀缺医疗资源的做法具有极大的争议。二战期间，当军医被迫配给有限的青霉素时，他们决定优先治疗性病患者，因为这些人可以更快地重返战场。但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更有资格得到药物。

如果把类似的道德因素加入到埃博拉病毒的治疗，我们可以说非洲人比西方人更有备选资格，因为非洲的医疗系统抵御埃博拉病毒的能力较弱。但你也可以说西方医务工作者有资格得到优先救治，因为他们主动去往疫区，救治那些别无选择的民众。

(选自《南风窗》2015年第1期，有删改)

新年康乃馨

金光

说实在话，这样的天气她坐在这儿很委屈。可委屈有什么用啊，生活就是这样艰辛，只有这样坐着，每天看着一个个人从车站走出来，站在她面前拨打电话，然后付费，她才能有收入。

她只有17岁，这个年龄应该上高中。可不行，她得坐守这个讨厌的电话亭。自从她爸爸出了车祸，她守在这儿已经三年多了。她想，她还得继续守下去。守到什么时候，鬼知道。

现在是除夕夜，远处早已有爆竹在响了，透过铁皮房的窗口往外望去，能看到天空中不时升起的礼花。铁皮房里冷极了，她冻得瑟瑟发抖，不停地两手搓着，哈着气温暖有点儿僵硬的双手，但这几乎没什么作用。

她的世界就是这两个平方米，一天到晚看着人来人往，每张面孔她都陌生，偶尔会有一个人在她面前停留一下，拿起放在窗口的电话拔打，然后问多少钱，她就看看计价器上显示的时间，说出准确的价格。对面的人匆匆付账，没有人多看她一眼。

母亲下岗了，弟弟要上学。母亲就把她爸爸生前经营的电话亭交给了她，自己到菜市场卖菜。在这儿，没有人肯向地说一句多余的话。她还兼营着一些畅销杂志，没事的时候总爱低着头翻看。她从来都是轻轻地仔细翻动着，怕把杂志翻旧了卖不出去。杂志看起来很新，可哪一个角落都有她的目光：但这会儿和往常可不一样，她异常孤单，听着远处不时响起的爆竹声，她多想锁了铁皮房回家啊。可她不能，后面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趟向东或向西的火车经过，说不定会有一些下车的人要来打电话，她得这样待着，直到最后一趟车驶过。

一对恋人从她面前走过，邢女的一袭长发，紧紧地依偎在男的胸前，留下长长的影子慢慢地晃动着。她起先看的是那对恋人，等他们从她的窗口走过，她便盯着那影子看，直到影子完全从她的视线里消失。她又转回目光，搓着手，看远处不时升腾的礼花。

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的。电话里传来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的声音：“朋友们，再过五分钟，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让我们期待这一美好的时刻吧！”电话里，妈妈说的什么她一点儿也没听到。

“你好，打一个电话好吗？”突然，一张微笑的脸出现在窗口，是一个穿着大衣的小伙子。她一愣神，立刻笑着点了点头。她想，今天是除夕夜，很多人从外地匆匆向家里赶。她故意把脸侧向一边，不去听他的声音。

电话很快打完了，小伙子放下电话，依然微笑着看地：“冷吗？”

“不冷。”她也笑笑，望着那张笑脸。

“我不信，肯定冷。”他调皮地说着，然后掏出钱包，拿出一张百元纸币递给了她。

“对、对不起，找不开。”她的确没有那么多的零钱找他，她有点儿抱歉。

小伙子头一抬，指着她身后的杂志说：“那我买你一本杂志吧，这样总能找开了。”

“那也找不开。”

小伙子有点儿为难了，踌躇了一会儿，毫无办法。

她说：“你走吧，不收你钱了。”

小伙子不好意思了：“那怎么行啊？”

“咋不行，你快回家吧，家里人等着你呢。”

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只好向她点了点头，离开了。

她重新把计价嚣归了零，正要抬头眺望远处的礼花，忽然看见刚才小伙子递过来的那张百元钞票躺在电话机旁边。她一愣，立刻拿起钱，门一关追了出去。幸好，小伙子还没有走远，她一喊，他停了下来。

“钱忘记了！”她走上前递给了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小伙子接过钱，反复在双手中递换着。“不为什么，这是你的钱呀。”她淡淡地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小伙子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消失在车站广场……

早晨，阳光洒满了车站广场。她在爆竹声中醒来，这才意识到是新年了。她打开那扇冰冷的铁皮房门，向外张望，忽然愣在了那儿：门前站着一位邮差，正要举手敲她的铁皮门。

那邮差手里捧着一束正在怒放的康乃馨，递给她，然后拿出一张签单让她签字。她懵懂地签了字，邮差转身就走。她喊住了邮差：“谁送的？”邮差指着花儿说：“他没留名字。”她便去看那束花儿，发现花丛中有一张小卡片：“但愿新年花盛开。”落款是“昨夜归人”。她的头“嗡”的一声．眼泪突然顺脸而下。

这是她真正的新年，有人知道了她的存在。

这时，一位老者走过采，拿起电话。打完了，问道：“姑娘，多少钱？”

“免费。”她高兴地回答，“今天是新年。”说完，看了一眼面前的老人，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狙击手

李培俊

狙击手的步枪一直瞄着敌方阵地。

此刻，天还没有亮透，从泥土深处蒸腾出来的潮湿气息，在夏日的清晨融汇成淡软稀薄的白雾，笼盖着敌我双方阵地的堑壕、弹坑、炸断的树木，一幅朦胧而又模糊的影像，演绎出战争冷铁般的残酷与无情。狙击手天生一双好眼，仿佛从母体落地那刻起，就是当狙击手的料子。他那双微微外凸的眼睛，犹如匕首尖端的锋刃，悄无声息地穿透雾、雨、风、沙，从微小的缝隙间洞穿而过，直达敌方阵地上的一草一木。

狙击手心里有一本账，他手里那支七九式步枪，已把99个敌人送进阎王殿，变成了孤魂野鬼，且都是一枪毙命，决不拖泥带水。每一粒快速旋转的子弹出膛，伴随着嘶鸣和锐叫，钻入敌人眉心，狙击手内心都要无端地悸动一下：真正该死的应该是战争！这些死去的人还很年轻，有进入行伍不久的列兵、当了班长的上士，也有为数不少的上尉，中尉。他最为辉煌的战绩，是击毙了一名大校，两杠四星。枪声响起，嗜血的子弹痛快淋漓地飞出去，那四颗光芒闪闪的银星，随着一具尸体的倾倒灰飞烟天了。

昨天，军长到前沿阵地视察，刚从堑壕里露出脑袋，狙击手就发现敌方阵地伸出一支黑泂洞的枪管，瞄向军长。狙击手快速出枪，瞬间击发，先于敌人射出一颗致命的子弹。军长颇有大将风度，临危不乱，微笑着拍拍狙击手的肩膀，说，小鬼，再来一个怎么样，凑成整数100，我将授你一枚勋章，亲手为你披红挂花。狙击手腼腆地点点头，应下了。

天亮以后，雾气仍然没消散，但比刚才稀薄了一些，敌方阵地在狙击手眼里清晰可见，堑壕外面培了新土，黄黄的颜色，几株绿色的青草在晨风中摇曳。显然，敌人在昨晚加固了工事。狙击手冷笑一声，想，工事再坚固，你不能总当缩头乌龟，只要露头，就有你的好戏看！这么想着，狙击手从扳机上把食指拿开，掏出烟末，卷出一支喇叭筒，划火点上，伏在堑壕土坎下抽了起来。

狙击手再次望出去，就看到了敌方阵地上那个年轻的士兵。从红黄相间的军衔标志，从他爬出堑壕时慌乱而笨拙的动作判断，狙击手确定，这是个新兵。老兵油子不这样，兵油子爬出堑壕之前都要先进行一番试探，或是拿棍子顶着军帽在堑壕上方摇晃几下，或是在甲处露一下头，又突然在乙处出现。

击手把步枪端起来，准星、缺口、眼睛构成了一条直线，瞄向那个剃得光光的头颅，右手食指搭上冰凉的扳机，慢幔地，一点一点压下去，进入了击发状态。他向军长保证过，要凑成100整数的，勋章和鲜花正等待着狙击手。

可马上，一个意想不到的画面出现在狙击手面前：年轻的新兵爬出堑壕便蹲了下来，猫着腰，一寸一寸往下脱裤子。很快，一个白晃晃的年轻屁股对准了狙击手的枪口，把狙击手的眼睛撑得满满的。狙击手暗骂一声，这个新兵蛋子！竟跑到堑壕外面解手，拿命去换堑壕的清洁！

狙击手的食指从扳机上拿开了。

班长趴在一边，着急地催促狙击手：快开枪啊，多好的机会，还犹豫什么？狙击手扭头看了一眼班长，坚决地摇摇头说，我不能开枪！班长大惑不解：为什么？狙击手说，我不能对一个没穿裤子的人开枪！班长说，可他是敌人！狙击手说，他首先是人，懂吗？不能让一个人光着屁股去死，剥夺他最后的尊严。

可是，班长说，你的100整数怎么办？军长要给你开庆功会的。

狙击手收回步枪，眼睁睁看着那个年轻的敌人缩回堑壕。他说，东边太阳一大垛，机会总会有的。

狙击手最终没有完成军长的要求，自然也没有得到那枚象征荣誉的勋章。战争很快结束了，狙击手脱下军装，返回他任教的乡村小学。战前狙击手是个教师。

战后，一个好事的战地作家，觉得狙击手这段经历富于人性色彩，便写了一篇战地花絮，发在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副刊。没过多久，狙击手收到32封来信，都声称是参加过那次战斗的士兵，是那个不顾生命危险跑到堑壕外解手的人，赞誉狙击手保护了他们的尊严。

狙击手起初大惑不解：我只放过了一个光屁股人呀。后来他明白了，战争中的狙击手很多，不止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