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画画：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老树不是画画的，他是个教书匠。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至今。老树本来不叫老树，叫刘树勇。也许像他说的，因为很小就长成了很苍茫的样子，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学生们就“树哥”“树叔”地叫他，要叫到“树爷”的时候成了“老树”，既然自己的本名叫起来有点不大顺口，他就找个大家都叫得顺的名字用起来。“我的长相太凄凉了，上下五千年提前都长好了。”他自嘲地呵呵一笑，大家跟着乐了，初见的拘谨和陌生就渐淡渐散了。

老树书教得好，学生知道。学生描画他教授公文写作课的状态：“铃声响过，晃着进门，低头看一眼课本，抬眼扫一下我们，然后滔滔江水般流泻出真知灼见、性情心声。他讲西南联大里中国文化界的翘楚、讲风华绝代的林徽因，讲钱钟书的《围城》，讲张艺谋的《红高粱》，讲卢梭的《忏悔录》，讲诗经，讲高更、塞尚，讲波普艺术、解构主义，还有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些完全无法用‘公文写作’涵盖的东西听得大家如痴如醉。要下课的五到十分钟，他才会懊恼地讲一会儿课本，期间还夹杂‘公文写作，神马东西’之类的抱怨，直到下课铃响，仿佛扔掉了课本的郁闷，说声‘去也’，踹门而出……”

老树的画中人，悠闲简静明朗。却并不是那些所谓的隐士形象，是街头巷尾市井喧哗滋味饱满的世俗常人，他们性情、生动、自然，关切现实又洞明人生。

老树喜欢民国的趣味，而这民国又非确然的民国，只是他心里想象和希望的趣味——“女子温婉良顺，男子温文尔雅，世俗活泼生动，自由自在，一切都是慢慢的、闲闲的。人们的脸上看不到急切的欲望，一切都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么一种意思。”画中那个长衫男子一会儿树下独坐，一会儿花旁独立，一会儿山间独行，一会儿屋中独酌，独来又独往，却怡然自得。

“他是我，又不是我”。老树说。画中的长衫先生，闲适、率性，肆无忌惮。一如过去的老树，会戏谑地表达情绪。

有读者提出，画中的闲适与现实的忙碌嘈杂完全不一样，你能接近画中的生活状态吗？老树回答说：“画里那么悠闲，生活却忙忙碌碌，怎么可能达到？！因为没达到，所以才缺什么补什么。焦虑是常态，谁都一样，我也一样。我不可能像画里那么悠闲，但身体做不到，心境或者能做到。”

于是他画，画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空间情境，他的画成了另一个老树在无人知晓的世界里的梦呓。

对他，画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画画的过程。他那些别人一掷千金想求的画，在地上桌上椅子上箱子里随意堆放着。“把内心关注放在怎么做好一件事上，解决这个具体问题就可以了，最终东西拿出去别人说好，不重要。是让自己的内心丰富起来，而不是去炫耀，不是表演给人看，你要相信这一切东西都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让你自己通达、精细，对自己日常生活起居坐卧有要求，你这个人慢慢才像个样子了。”

作家杨葵曾著文评说老树：“如果纯凭个人喜好，我甚至想说，老树文字第一，书法第二，画排其三。”又说：“老树文字有股特殊的稳，并非四平八稳那种寡淡之稳，亦非精巧设计那种做作之稳，更非所谓风轻云淡的鸡汤之稳；他是左冲右突，纵横捭阖，却又胸中有丘壑，可点百万兵的动态之稳。快人快语，口无遮拦，得意处长篇大论，愤怒时脱口骂娘，论人事也常有论据不足便下大结论之嫌……按说这么个写法非常危险，容易跌入莽撞汉子夸夸其谈的恶境，但是没有，得力于几点——力量、心智、修养。”

老树的微博，粉丝近百万。他也曾开过博客，其思想其语言其风格吸引了大批簇拥者，2006年，他以一篇《走了》叫停了自己的博客。有粉丝留言，用“阿甘不跑了，我们怎么办”来形容心中的迷茫和困惑。其实阿甘跑或者不跑都不为什么，老树也是，博客想开的时候就开了，想停就停下，没有，也不想为什么。

（选自《北京日报》2015年09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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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拥有山东大汉与生俱来的粗犷，内心却敏感细腻，情感也十分丰富”，老树的研究生曾泽鲲说。与课堂上诙谐豪放的树老师不同，私下里的老树很期待享受这个属于自己的孤独空间。

②老树博闻强记，他的研究广泛涉及文学、绘画、电影、书法等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转而关注当代中国摄影发展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有大量批评文章行世，著作数十种，策划诸多影像展览，摄影圈里，提到刘树勇，是响当当的名字。只是，他不把自己的博学当个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些不过是“看过些杂书，想过些事，码过些字”罢了。

①自九年前《赤兔之死》获得高考作文满分后，文言作文几乎年年都有。其极致是去年的甲骨文作文和今年的冷僻字入文。对此，社会反响热烈，媒体更视这两个考生为“古文字达人”、“古文奇才”。

②究其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在于大时代的激荡与影响。这种以再度回归传统作自己身份标别的文化选择，无疑给这些高中生痴迷古文提供了难得的机缘。回想当年，新文学运动风头正健的时候，如林纾等人坚持纯正的古文，以为制器可求日新，而为文不能躁进，这样平实的论说居然还遭到讥讽，真让人不能不重生感叹：有时候，纵使你手握真理，也不一定抗得过时势。所幸今天，已经走出盲从迷思的中国人知道了，鹦鹉巧舌，终非真声，所谓现代化绝不是传统的中国走向现代的西方，更不是“他者化”和“后殖民化”。其间，一种从来秉承的传统才是我们自身发展的基始，而我们的任何发展最终都不过是对这种传统的再度确认和回归。以这样的认知来看文言文，显然就不仅仅是之乎者也、骈四俪六而已，它是保存并接引人走进传统的重要凭依，甚至就是这种传统的一部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包括“新古文运动”在内的古诗文在民间和网络上全面复兴。人们重拾对文言的兴趣，印证着又一波时势造就的必然。对于这样的时运势转，我们有大欣喜。

③不过话说回来，与当下的国学热一样，这一波文言热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知道，作为与白话文相对的语体文，文言文有自己特殊的体式要求，有一整套关于起承转合、过接缴结的义法要求，它讲究意旨绾凑，笔法周匝，其虚字实字的调用与间架局势的布排无不极见巧难，而文章主旨的呈现与气调脉络的贯穿更有重重的讲究。但今人对此知之太少，甚至不加理会，以为翻一部《古文观止》读几篇唐宋八大家就可以纵笔横肆，结果写出的东西与近现代人明显存在差距，比之古人，更岂止有真鼎与伪觚之判。

④以今年那篇用极僻字的满分作文为例，能用文言论说当代环保话题，非出宿构，又不跑题，诚然不易。但对照其后来发布的译文，他对所用字词的理解显然多有错误，更远谈不到适切。如“每啮毚臑”一句中的“毚”字，《广雅》释为“狯”，通常用来限饰兔子而不及他物，更不单用，今径解作“兔”并用来修饰“臑”，明显不通。又如“睇眄”一词相对常见，状人斜视顾盼之貌，多用指女子，故曹植《七启》有“红颜宜笑，睇眄流光”，泛用作极目远望讲，是望文生义。末句“亲房”一词，在古代特指家族的近支，解作双亲，更是不明传统礼仪文化之误。再说句，全文句式单一僵直，大体以四字句为主，整句与散句的转接承仰比较生硬。其间“坐银杏树下，观儿童嬉于树下”云云，不知省文就简如此，更不知是何句法？最后说意，不能不说，选用文言并没有给作文带来多少深邃的意境和特别的效果，相反，字句与意思并不密合熨贴。末段陈说个人理想的生态环境，有“抾其落桃，投于苙”，将落在水中的桃子投入猪圈，是何意象？此意象与天人相得的和谐生态又有何关系？诸如此类，殊为费解。

⑤我们根本无意对一个高中生的文言作文百般苛求，我们在意的是，在基本没做或根本不能做过细识读，并不知自来的传统，强为攀扯、炫奇逞怪最是作文之大忌的情况下，就将他拔高到奇才，乃至拔擢至与古人等列的哄抬方式，这种方式很能凸显文言文在今日的荒败与贫瘠。包括那篇甲骨作文，据刘钊先生讲，其实杂合金文、小篆，多有杜撰处。然而许多人虽不知不识，却一味夸扬。我们只能说，当一种东西实在太过稀缺，拥有它一点点就会被人无限放大。而那些放大它的人，通常也仅仅是以这样的哄抬作为对这份稀缺的交代，他们真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吗？待一转身，这份稀缺是不是依旧会被远远地排斥在他真实的生活之外？这都是有得一问的。对文言文也好，进而对国学乃至一切传统文化，哄抬和爆炒绝不是尊重，与其哄抬它爆炒它，不如以平视的态度亲近它体会它，这比关注高考满分作文，然后作者刻意求奇、读者一哄而上要重要得多。

⑥当然，平视和亲近不等于亵玩。不久前，弘晔传媒推出无厘头版的古文今译图书《别笑，一本正经的文言文》，书中的翻译自无大错，但以“你亮叔我跟你讲几句，你爸当年出来混，半道上就给挂了”来翻译《出师表》，以“你丫看不见吗”来翻译《将进酒》之“君不见”，如此将前者弄成黑道版，后者弄成潮语版，就有些过了。所以，当此疑信互出，哄抬与解构兼杂的新一波的古文热，我们的心情真很复杂，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8月6日汪涌豪《文言文的当代际遇》，有删减）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现代社会存在两种乡贤，一种是“在场”的乡贤，另一种是“不在场”的乡贤。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便利，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浓浓的乡愁情怀，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工，只要出自农村，即使身在异乡、异国，对于故土就有深深的眷恋和认同。在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很大改变的当下，他们保持着精神的稳定和内心的坚守，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的乡贤文化给了他们心灵的慰藉。

在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没有认同感，乡贤就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因而，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

在以城镇化为主要表征之一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子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发展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顺，有利于农民、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乡贤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让村民有村落的归属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

当代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贤达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治理在乡村基层的有效落实。传统社会的乡贤不仅是道德模范和价值观的引导者，而且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传统乡村，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并不太重视法律和契约的作用，而更加看重有威望的乡贤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我们当然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况，但在依法治乡、完善现代乡村治理的同时，也应强调乡贤对于当下乡村稳定的重要作用，以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30日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