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人画”的概念首先在新，新旧文人划分的主要标准是时间分段。在中国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开端的依据。因此，当时那些新文化的倡导者、建设者，都应列为新文化人。此后凡拥护并积极参与新文化建设的知识分子也都应属于新文化人之列。这些人当中的画家之作品即是新文人画。如果把古代的文人之画称为文人画，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接受过新思想、新文化洗礼但又继承了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丰子恺、黄宾虹、潘天寿、石鲁、李苦禅、钱松岩、李可染、陆俨少等都应被看作新文人画的代表。

新文人的产生是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期，站在世界文化和人类命运的高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新文人中最早提出改革中国画的是康有为，1917年他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急矣”，并主张“复古为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以《美术革命》为题，主张“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显然，康、陈的主张是基于大的文化背景来思考中国画的发展方向的。1919年，蔡元培曾特别指出：“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较之康、陈从文化的层面指明中国画革新之必要，蔡元培从美术教育的角度指出了中国画革新的途径。

此后的徐悲鸿、林风眠无不受其思想的影响，他们不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吸收西方绘画艺术之长，对中国画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并且通过表现内容的变革，为中国画注入了时代精神和人文主义内涵。如“愚公移山”这一来自《列子》的寓言所凸显的人格尊严和进取意识，与中国文人画含蓄幽婉的隐逸境界大相径庭，却与西方人文精神旁通。徐悲鸿创作《愚公移山》这一题材本身，即已表明他拥有20世纪人文主义者的眼光，在表现形式也借鉴西洋画解剖和明暗法，通过塑造人物健康体魄恰当地揭示了寓言蕴涵的人文精神。林风眠长期被其反对者和极左势力贬斥为形式主义者，其实他在自身苦心经营的艺术语言中，真切地表达了历经磨难而不失终极追问的人文情怀，尤其他早年积极响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召唤，创作了《摸索》《痛苦》《人道》《十字街头》等颂扬人文先驱、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的巨幅油画。在暮年寓居香江时期，他又重拾早年油画主题，创作了彩墨画《痛苦》《噩梦》《耶稣》等具有鲜明反思意识和人文精神的作品。

半个世纪过去了，大师的理想仍然停留在理想之中。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和文人的摧残使得中国画面临一次灭顶之灾，改革开放使中国画又面临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两个方面的冲击，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入和绘画市场的诱惑进一步加深了绘画界的浮躁、急功近利等混乱状态。中国画未来该如何发展，值得深思。   

  (选自《文艺评论》2012第8期)

鲁迅的本质精神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只有理解了中国社会才能读懂鲁迅，而只有读懂了鲁迅才能理解中国社会。鲁迅与中国就是这样一种解不开的纠葛。他一生批判和挑战的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民族根性、一种社会状态。局限于鲁迅与周边人际关系和具体事件的纠葛，是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题。我们这个民族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也尚未真正读懂鲁迅、理解鲁迅。留在民族记忆里的鲁迅是中小学教科书中鲁迅，是每逢某个重大政治节日便被装饰出来的鲁迅。毫无疑问，鲁迅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人们都认同鲁迅性格的本质是挑战强者并反抗，但是我们很少能细想为什么鲁迅能至死坚守这一性格？归根结底，就是鲁迅的人格所致，性格特征大多源自人格特征。

鲁迅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鲁迅精神在当代中国最大的价值吗，就是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立场和人格境界的启示意义。夜深人静，我读到鲁迅的一些句子，总是惊出一身汗水来。这冷汗不只是为鲁迅的深刻而惊叹，也是面对鲁迅的深刻和挑战而自愧不如的结果。鲁迅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而鲁迅的痛苦也在于其思想的深刻。不忘鲁迅，让我们活得很累很沉重。但是，无论如何，作为真正的鲁迅学人，绝不能参与对于鲁迅本质精神的改造，因为曲解鲁迅就是背叛鲁迅。

鲁迅确立的现代人的思想人格境界，就是呼唤“真人”而揭露“伪士”。在人性的道德上，鲁迅始终是“复古”的——复归于人间的原点。鲁迅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救赎的重任。鲁迅的真实让恶人作恶变得困难，特别是让伪善者暴露出恶的本质。他一生树敌过多，除了思想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差异之外，很大程度上是性格所致。而这性格也就是人格——不说假话和揭穿虚伪。这造成了他人际关系中最大的悲剧——自己不虚伪也不允许别人虚伪。

鲁迅的真诚与真实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思想意识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考内容。鲁迅一生都在“力抗时俗”“力抗强者”。而今日之民众，在思想意识和道德人格上则往往表现为两重性：思想意识的觉醒与道德人格的滑落。由于历史的发展，一般民众逐渐疏离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了被“唤醒”后的思想状态。但是，正式这觉醒之后对现实所产生的失望，使人们丧失了理想主义和共同伦理精神，退而求其个人物质生活的发展，结果带来了道德心的淡化，造成政治意识的弱化与道德人格的滑落。身处当下境遇，我们至少能做到真诚和善良。

鲁迅的存在，为我们确立了一种人生境界和一面反省的镜子。鲁迅的存在，使我们不敢自我夸耀，使我们不敢轻易自称为“战士”，也不敢轻易把某人称为“伟人”。我们只要一直努力坚守这样一个底线：可以平凡，但是不能平庸；可以不崇高，但是不可以堕落。然而，这个人生底线的坚守是痛苦的，也可能是孤独的。最后我想说两句话：“我爱鲁迅，鲁迅害我。”

（摘编自张福贵《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