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大数据时代正在推动一场影响深远的思维革命。它将人类思维从有限的因果关系中解放出来。在大数据 时代，史学家面临的将是如何突破数据无限的难题。一方面，微观史学研究将更趋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历史 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将更趋严重。一旦史学家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又无技突出重围，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 描述历史的能力。

作为极其古老的认识活动，史学一直是人类实现自我认知、达致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原始社会末期，大型 史诗创生并广泛传诵，与神话一道建构群体内部的认同，从而维系了较大规模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并最终促成文明时代的到来。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史学更是在促成民族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建构了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起源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影响深远，其后拓跋鲜卑建立北魏，述其远祖即溯至黄帝之子昌意。蒙元和满清，虽为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但都自觉继承了为前朝修史的文化传统，其动因之一就是为了确立本王朝在这一时间体系中的位置。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而能长盛不衰，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民族共同体，离不开传统史学在推动群体认同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呼吁史学家们摆脱微观史学的狭隘局限，为人类思考现在及建设未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正在大数据时代走入史料无限之境的史学来说无疑是一次十分及时的提醒。

大叙事需要宏大的形式和时空，但这两者都非其本质。大叙事之“大”，主要体现在史学家的人文情怀上。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兼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藉此颂扬乃至炫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曾经焕发出的勇气和荣光。经典之为经典，除其事实详核外，更在于其文字之中处处渗透着对于人类命运的悲悯和关怀。大数据时代，凡一切能够量化的学术技能，都有可能由信息技术全部或部分代劳，唯有人文情怀是人类主体性的最后营垒，技术无法染指。作为一门思考人类自身的人文学科，史学必须警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导致的工具性话语霸权。唯大情怀者才能驾驭好大数据、利用好大数据，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

（摘编自许兆昌《大数据时代史学更应有大情怀》）

材料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张，不少承载着乡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传统古村落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加上“仿古建筑，小吃一条街”的疯狂“造街”，使古村落不仅因过度开发失去原真，而且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

浙江省对古村落的开发保护值得各地借鉴。以建德市新叶村为例，该村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是国家文物局保护与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的6个村落之一。新叶村在保护利用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补偿基础，形成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在保护过程中，积极采取“规划新区，保护老区，有序过渡，和谐共生”的办法，来降低老区的人口密度，同时引导村民发展相关的旅游事业。

（摘编自2016年6月28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大量古村落因人去屋空而破败甚至消失，意味着文明的断裂。现代人在享受幸福生活时如果丧失了“文化之根”，这种幸福只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国家肩负着保护古村落、振兴古村落的责任。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保护、振兴古村落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一个古村落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关键在于这个村落能够人丁兴旺，只有有了足够的人气才能让古村落有生气。一些列入了保护名录的古村落，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能够吸引到一些旅游资源，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样板，如江南地区的乌镇、周庄等古镇。但是更多的古村落并不具备像这些名镇那样的丰富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流，而一些新造的旅游景点也不足以体现传统文化。因此，保护古村落，更重要的是让古村落能够留得住人，说得具体点，就是能够留得住在此居住、生活的人群。

（摘编自2017年12月11日《澎湃新闻》）

材料三：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传统村落。然而，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每一个县被收录的古村落不足2处。据调查统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相当于一天之内就有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至今，全国的自然村只有约200万个。

面对急剧消失的古村，“救火式的奔走根本跑不赢古村消失的脚步”，公益组织的力量似乎分外薄弱。

2014年11月，汤敏^①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在深圳发起成立“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着手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尝试用“互联网+公益”的方式为古村保护积蓄能量。

汤敏认为，在“互联网+”语境下，利用扁平化与便捷快速的社群链接，正让社会创新走向多维立体生态，也能让“古村之友”聚合出巨大的价值增量。

“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汤敏说，如今，古村落保护不缺政府的支持，也不缺商业的力量，缺的是公众的参与，“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而如今，互联网正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和可能。”

（注）①汤敏：北大研究生毕业，近年致力于保护古村落，推动乡贤文化建设。

（摘编自201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高陵网）

紫气中的烟火

迟子建

房子跟人一样，老了也会生皱纹。而历史往往就掩藏在那一幢幢老房子的褶皱里。

能够留存下来的老房子，大抵都是有着不凡身世的。要么是皇室责族、达官显要的宫殿和城堡，要么是富贾天下的阔商的豪宅大院，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所以建筑史上的杰作，往往与权利和金钱是分不开的。宫殿上那些经过了千百年风雨仍然无比灿烂的琉璃瓦，与被岁月风雨侵蚀后大批大批倒塌或歪斜了的民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民居虽然温暖、朴拙，但它身上泥土的成分太多，等于是肉做成的，摧折也快。而宫殿可以说一石一木，都是由工匠们精心烧制、打磨和挑选的，耐用性强，所以说宫殿是由骨头筑就的。

我不喜欢阳光，而喜欢雨。阳光是人的铺路石，而雨是人的绊脚石。雨一来，街市中的人气就寥落了。这时候最适宜到老房子游览。

我在一个微雨的夏日午后走进沈阳故宫。雨丝时有时无，太阳若隐若现着。被忽明忽暗的天色和簿雾笼罩着的故宫，有点海市蜃楼的意味。

游人果然因为雨丝的落脚，少而又少。一座远离了人语的宫殿，就是一本干干净净打开的大书，可以激发人凭吊的情怀。

沈阳故宫也被称作“盛京皇宫”。它是大清努尔哈赤在天命十年开始修建的宫殿，可惜他在定都沈阳后的第二年就晏驾归西了，留下的未完成的建筑，是由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建造的。皇太极在此登基称帝，改国名为“大清”。所以这里也可称为大清的奠基地。

我最先进入的是那些“偏殿”，它们大都是侍奉皇族的那些下人的居所。一座座灰色的小屋子看上去乌蒙蒙的，是那么的清冷，让我仿佛听到了夜半时分寂寥的梆声。

大正殿是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宫殿，远远望去，它很像公园里那些随处可见的八角亭。不过走到近前，当你的目光与南门两侧柱子上盘踞着的两条栩栩如生的金龙相遇时，还是明白它终归不是寻常百姓可以驻足的亭子，仍然带着股帝王君临天下的霸气。尤其是大正殿的古色斑|阑的天花彩绘，那“万福万寿万禄万喜”的篆书汉文与含有吉祥意味的梵文以及龙凤图案交相辉映，让人顿时嗅到了二百五十多年前的宫内的繁华气息。火正殿是处理政务、颁布诏书、召见大臣之地，充满了政治色彩，这样的殿堂在我眼里缺乏人间烟火的气息，所以在它面前站站脚就走开了。

沈阳故宫中，最让我动心的就是后宫，它其实就是皇太极的家。沿着石级向上，穿过高高的凤凰楼的楼阁，也就到了皇太极和皇后的居所——清宁宫。

清宁宫的两侧是六座配宫，其中有四座是皇妃的寝宫。这四位皇妃都来自蒙古部落，其中宸妃和庄妃两姐妹尤为著名。

在这些建筑中，除了殿顶盼琉璃瓦和檐下的彩绘呈现出别样的绚丽，居所里面却是布局简单：粗砺的锅灶、宽大的万宇炕、古朴的屏风，看上去庄重朴素，体现了满族人传统的生活习俗。如果说正中的清宁宫是一位敦厚的男人的健壮的身躯的话，那么左右对称着的皇妃寝宫就是这个男人张开的宽厚的双臂。他揽入怀中的，正是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女人。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能像清太宗皇太极那样，身上既有英雄的传奇，又有爱情的传奇。

宸妃和庄妃这对姐妹是皇后的亲侄女，她们先后成为了皇太极的皇妃。在这些人中，最为皇太极宠幸的，是关睢宫的宸妃海兰珠。海兰殊入宫的时候，她的妹妹庄妃已经跟着皇太极近十年了。

皇太极对海兰珠无比钟情，所以后人喜欢用“后来者居上”来评价海兰珠。当宸妃生下皇子后，皇太极喜不自禁，大赦天下。然而好景不长。皇子出生后没有几个月就夭折了。宸妃受到打击，三年后终于一病不起，撒手离去。皇太极抚尸恸哭宸妃的佳话，可谓广为流传。

爱妃海兰珠的离去，使皇太极忧思沉沉，一年多以后，他端坐在青宁宫里，猝然倒下。我想他最后所看到的情景，一定是关睢宫冷落的门庭。

我在清宁宫的后面，看到了宫中保存下来的惟一的一座烟囱。它底阔顶尖，笔直向上。两百多年前，清宁宫中的烟火就是从这里袅袅漫出的。先前我曾在宫里见过乾隆御书的“紫气东来”匾，我想真正的紫气就是从这座烟囱中升起的烟火。它虽然消散了，但在它的周围，后世的人间烟火，仍然从一些破旧的老房子中丝丝缕缕、团团簇簇地升起来，生生不息!

我听见了雨滴从那皱纹重重的清宁宫的飞檐下滑落的声音，那么的曼妙，带着股旧时代迷离的音色，仿佛在为已逝的烟火唱着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