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发布了由该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制的“碳离子治疗系统”。该系统已于9月29日获批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这也预示我国有了自主品牌的碳离子治疗设备，实现了国产重离子治疗设备零的突破。

所谓重离子，是指“原子序数大于2”的原子在失去部分或全部电子后而形成的带电粒子，碳离子就是其中一种。据“碳离子治疗系统”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肖国青介绍，重离子束拥有独特的物理和生物学特性，被认为是理想的放疗用射线，其副作用小，疗程短、疗效好，特别适合不宜手术、对常规射线不敏感、常规射线治疗后复发的部分实体肿瘤的治疗。

1975年，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利用其已有的科研加速器装置率先开展重离子治疗肿瘤研究。上世纪90年代，德国和日本相继开展重离子治疗肿瘤技术和临床研究，并逐步推广应用。截至目前，重离子治疗已成为全球放疗领域的前沿和热点，国际上共有11台医用重离子加速器在运营。2008年，我国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也引进一台装置，并于2015年投入使用。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0月10日）

材料二：

据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院长郭小毛教授介绍，截至2019年5月8日，医院共收治患者1945例，覆盖40余种肿瘤疾病。

治疗患者中全部采用重离子或采用重离子联合质子治疗的患者有1818例，单纯采用质子治疗的患者为127例（主要为开业初期收治患者）。

据院方透露，首批临床试验患者5年随访统计结果显示，在安全性评价方面，绝大部分患者的一些轻微不良反应已完全消失；在有效性评价方面，排除非肿瘤原因，临床试验患者总体随访近5年生存率达97.1%，近5年局部肿瘤控制率达81.8%。

“医院不仅着力临床治疗，还在这块沃土进行方案优化和自主创新。”院长郭小毛教授说，开业至今，医院放射物理团队自主研发了旋转治疗床、旋转治疗椅及粒子治疗限束设备等粒子系统设备辅助设施。

在粒子系统设备的信息系统更新研发方面，医院自主研发了国内第一套更为适合质子重离子的“中国版”治疗流程管理信息系统，并已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该套系统替代了医院原先使用的国外版本，极大提高了与医院粒子系统设备的匹配度。

（《晨报》首席记者 杨眉 《晨报》记者 陈里予）

材料三：

为加快推进甘肃省武威碳离子治疗系统注册上市过程，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在国家药监局领导和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甘肃省委省政府关于重离子装备及技术运用决策部署，确定甘肃省肿瘤医院牵头作为临床试验第一主体，武威肿瘤医院牵头作为临床试验第二主体，解决临床试验机构及人员资质的合法性问题，对临床试验人员进行全面培训。联合上海市医疗器械审评认证中心组成专家团队，开展并完成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为开展临床试验工作创造条件。同时，启动重离子治疗系统上市后监管研究，组织甘肃省药品和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开展风险预判，防范控制重离子加速器临床使用风险，保证临床试验者的受试安全与临床试验的顺利进行。

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王宗伟表示，自武威碳离子治疗系统项目启动以来，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将此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推进，围绕项目注册上市全方位开展工作，跟进项目进展，提供配套服务，全力支持重离子治疗系统临床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下一步，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将全力优化服务，加强联系沟通，积极邀请相关领导和专家进行现场检查指导，协调开展注册申报资料预审核等工作，积极造福广大癌症患者，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我国首台国产医用重离子治疗系统临床试验治疗圆满完成》，选自《中国医药报》）

先秦诸子可视为一次“人文的宗教觉醒”，这次觉醒之所以被认为更具系统性，就在于它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大觉醒。。

首先，它不仅是发现、承认与确信有一个绝对者，而且自觉地以更多的环节、事件来叙述、展示绝对者，甚至以更多的概念与分析来指示绝对者。在近代学者的研究中，通常会罗列出“天”或“道”的多种含义，比如根据儒道法墨文献中有关“天”的论述而把天分解为神圣的主宰之天、义理（伦理）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等，并以此论说人文觉醒的去神化乃至无神化。而实际上，在先秦的这些人文论说中，天的多重含义恰恰是被用来申述天的绝对性的不同环节：不管是义理之天，还是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甚至所谓物质之天，都可被归到作为神圣绝对者的“上天”之下，绝对之天据此获得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因此，在这里的天并不因被分解、分层而失去了绝对性与统一性，倒是因获得了更丰富的统一性而获得了更生动具体的绝对性。

其次，在重新确认与确信绝对者之为万事万物与一切美善之源头，因而是一切正当性之根基的同时，发现并确立了人在与绝对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在诸如“人能弘道”“人能修德以配天”“真人”能无待而任“自然”等这类论说里，都隐含着从人与绝对者的相互性关系角度来理解绝对者，理解人本身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以及人本身的绝对性存在的哲理。在这个意义上，这次人文觉醒既是对绝对者的觉悟，也是对人自身的觉悟。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次人文觉醒之所以为人文觉醒就在于它在宗教启示下通过自觉到绝对者而发现、肯定人自身存在的绝对性。

第三，发现并申述了绝对者以人类能够认识并加以遵循的某种原则来体现、实施他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意志或意旨，因此，人类的现实生活并不只是一种世俗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生活。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群体（国家），生活并不仅仅只是满足各种自然欲望，更不是只按自然欲望行事而为所欲为，而是首先要遵循与担当一些来自上天启示给我们的原则，比如通过圣人作则而垂示给我们的规范，或者通过上智者之先觉而显明给我们的仁爱法则。因此，人类的生活并不只是活着，不只是享受各种感性欲望的满足，而首先是要贯彻、遵循某种神圣原则，成就某种神圣事业。

因此，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实质上是深化了对绝对者的觉悟与论说。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神学一样，周代诸子百家的人文思想也是一种神学。如果说周代之前的宗教觉悟启示了人文思想，那么后者则深化化并增强了关于绝对者的觉悟与信念。就此而言，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不仅不是如近代学者推断的那样削弱甚至取代了对天或神的绝对性信仰，相反，倒是加强深化了这种信仰。

（摘编自黄裕生《中国文化具有“本原性”在文明相遇中成就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