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之舟

吴冠中

①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我刚刚梦醒！

②朦胧中，父亲和母亲在半夜起来给蚕宝宝添桑叶……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总跟在父亲身后，卖了茧子，父亲便给我买枇杷吃……

③我又见到了姑爹那只小小渔船。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总是要借用姑爹这只小渔船。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上，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旅店钱。我们不肯轻易上岸，花钱住旅店的教训太深了。有一次，父亲同我住了一间最便宜的小客栈，夜半我被臭虫咬醒，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父亲心疼极了，叫来茶房，茶房说没办法，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父亲动心了，但我年纪虽小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他平时节省到极点，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只剩下后半夜，不肯再加钱换房子……

④恍恍惚惚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的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父亲回家后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⑤我从来不缺课，不逃学。读初小的时候，遇上大雨大雪天，路滑难走，父亲便背着我上学，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他扎紧裤脚，穿一双深筒钉鞋，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二三圈，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

⑥初小毕业时，鹅山小学是当年全县最有名气的县立完全小学，方圆二十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我考取了。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要缴饭费、宿费、学杂费，书本费也贵了，于是家里粜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少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父亲送我到校，替我铺好床被，他回家时，我偷偷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与在家里撒娇的哭、发脾气的哭、打架吵架的哭都大不一样，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的新滋味了。

⑦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总分，我名列全班第一。我拿着老师孙德如的签名盖章，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路走得比平常快，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全班六十人，名列第一，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他接着问：“那朱自道呢？”父亲很注意入学时全县会考第一名朱自道，他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我得意地、迅速地回答：“第十名。”正好缪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也乐开了：“茅草窝里要出笋了！”

⑧我又要去投考无锡师范了。

⑨父亲又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时值暑天，为避免炎热，夜晚便开船，父亲和姑爹轮换摇橹，让我在小舱里睡觉。但我也睡不好，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

⑩老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儿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虽然姑爹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篷，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我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画出来就好了！师范毕业当个高小的教员，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工业救国是大道，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幸乎？不幸乎？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疯狂地爱上了美术。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为了爱，不听父亲的劝告，不考虑今后的出路，毅然沉浮于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去挣扎吧，去喝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我不怕，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我羡慕过没有父母、没有人关怀的孤儿、浪子，自己只属于自己，最自由，最勇敢。

⑪……醒来，枕边一片湿。

 (有删改)

（注）作者吴冠中，江苏宜兴人，当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沙林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

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王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围攻了半年多后,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

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 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巴全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选自2005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略有删减）

黑格尔说，“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眼下，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什么比谈论人工智能更酷炫的了。但问题在于，许多科幻电影、电视剧都设想了最终机器人终将取代人类的悲惨结局。最近霍金就再次表示了这种担忧。

其实，无论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或是霍金的担心，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对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这种不确定，既源于对人工智能理解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在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可能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

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基于对人类智能的简单、粗糙的模仿。即使像所谓的“神经网络”这样的名称，听着特别玄，但它与人类神经系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差上很多级别，它们仍然只是建立在神经元连接机理的粗浅抽象上的数学模型。

并且，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局限于某个极窄的范围之内，不要说超级智能，即使是简单的跨界，也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才能实现。

当然，你可以说，还是存在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就是变得比人类聪明了。我们假设真的存在这种可能，那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具备某种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否跟人类相同。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来消灭人类呢？为什么一定要与人类为敌呢？

更何况，人类现在对于自身的意识、伦理、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机器真能自主产生意识，那也只能说，这是宿命。

相较于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的威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产生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而是当其改变目前的生产行为方式后，人类社会自身适应、调整自身制度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

虽然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潮，可能消灭近半数的工作岗位，但失去收入的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企业却可能因此受益，甚至获取更多利润。那么这些利润、财富该如何分配呢？很大可能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正如英国乐施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所言，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拥有财富是人类总体财富的一半。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人革命加剧这种趋势，结果又会如何？

社会的不公平将会是极大的问题。正如上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劳动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产生了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现在，我们更紧迫的事情，恐怕不是去想，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后，会如何消灭人类，而是在面对新的劳动关系、新的生产方式时，人类社会的制度究竟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摧毁人类，那一定不是因为人工智能觉醒，而是人类在这一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自己失控了，放任极端化的社会制度出现，破坏了其自身生存的基础。这与其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不可靠所导致的。

（摘编自南方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