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人画”的概念首先在新，新旧文人划分的主要标准是时间分段。在中国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开端的依据。因此，当时那些新文化的倡导者、建设者，都应列为新文化人。此后凡拥护并积极参与新文化建设的知识分子也都应属于新文化人之列。这些人当中的画家之作品即是新文人画。如果把古代的文人之画称为文人画，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接受过新思想、新文化洗礼但又继承了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丰子恺、黄宾虹、潘天寿、石鲁、李苦禅、钱松岩、李可染、陆俨少等都应被看作新文人画的代表。

新文人的产生是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期，站在世界文化和人类命运的高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新文人中最早提出改革中国画的是康有为，1917年他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急矣”，并主张“复古为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以《美术革命》为题，主张“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显然，康、陈的主张是基于大的文化背景来思考中国画的发展方向的。1919年，蔡元培曾特别指出：“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较之康、陈从文化的层面指明中国画革新之必要，蔡元培从美术教育的角度指出了中国画革新的途径。

此后的徐悲鸿、林风眠无不受其思想的影响，他们不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吸收西方绘画艺术之长，对中国画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并且通过表现内容的变革，为中国画注入了时代精神和人文主义内涵。如“愚公移山”这一来自《列子》的寓言所凸显的人格尊严和进取意识，与中国文人画含蓄幽婉的隐逸境界大相径庭，却与西方人文精神旁通。徐悲鸿创作《愚公移山》这一题材本身，即已表明他拥有20世纪人文主义者的眼光，在表现形式也借鉴西洋画解剖和明暗法，通过塑造人物健康体魄恰当地揭示了寓言蕴涵的人文精神。林风眠长期被其反对者和极左势力贬斥为形式主义者，其实他在自身苦心经营的艺术语言中，真切地表达了历经磨难而不失终极追问的人文情怀，尤其他早年积极响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召唤，创作了《摸索》《痛苦》《人道》《十字街头》等颂扬人文先驱、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的巨幅油画。在暮年寓居香江时期，他又重拾早年油画主题，创作了彩墨画《痛苦》《噩梦》《耶稣》等具有鲜明反思意识和人文精神的作品。

半个世纪过去了，大师的理想仍然停留在理想之中。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和文人的摧残使得中国画面临一次灭顶之灾，改革开放使中国画又面临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两个方面的冲击，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入和绘画市场的诱惑进一步加深了绘画界的浮躁、急功近利等混乱状态。中国画未来该如何发展，值得深思。   

  (选自《文艺评论》2012第8期)

无尽青山

张敬波

为什么要登山？

因为它在那里。

50年前，新西兰人艾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谢尔盖，在珠峰之巅8848.13米处激情相拥，宣告了喜马拉雅山运动“黄金时代”的来临，而他们的前辈登山家马洛里却只能和这句著名的问答一起长眠珠峰，谛听世界最高峰的心灵律动。马洛里是把登山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并成为把物质世界与人类精神熔于一炉的山之子。

山是美丽的，有着自己的真性情和真境界，它不可能被征服，他总是在高处静观世间的喧腾。因此我们只有走近它，观察它，抚摸它，窥探它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青山无语，它在梳理着绵长的精神历程。

在“青未了”的齐鲁大地，仁者孔子登上山巅。“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好一副君临天下的气概。这位老夫子，没料到自己的才情、智慧和三言两语成为中国历史大脉络中的枢纽，左右着历史深处的喜怒哀乐。他在把泰山踩在脚下的同时，顺便也踩出了道德、器物和制度，流播千年华夏。

转眼到了冕旒华贵的唐宋，不得志者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不知是寻着玉真公主的芳踪，还是被谢眺的遗踪牵引，跌跌撞撞地来到皖南敬亭山，相对敬亭，五十出头的绝代诗仙吟出了千古绝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落寞平常的敬亭山，一不小心闯进了中国文学史，并成为文学史中最富人情味的青山。敬亭山由此热闹了1300年。

青山似乎是寥落文人的最爱。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豪气干云天，但是，最终却略带辛酸地说：“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文人将军，落魄至和青山调侃，想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但是，他最终爱上了青山，直到有一次面临山的巍峨雄浑，他难以自禁慨然赞曰：“如对文章太史公。”以司马迁的《史记》来比喻山势，真是非辛弃疾不能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辛稼轩一生中对青山唯一的“反动”。

辛稼轩绝不会想到若干年之后，有一位叫施耐庵的酸臭文人，敷演描绘出文学史中匪气和杀气最重的一部水浒英雄传奇。众多杀人越货、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枭雄好汉，面对官兵的剿杀，只好扯旗造反，营造了一座固若金汤、天高皇帝远的乐土。这里人人可以大块吃肉、大秤分银，却始终逃脱不了被招安和杀戮的命运。从此，梁山成为抵抗和起义的代名词，饱含着血腥和暴力，它耸立在有着反抗压迫和剥削传统的人类精神之巅，同时指向中国文人心底最夸张的反弹。

如果梁山代表着反抗和欲望，那么花果山就有理想和自由的意味。无法无天如美猴王，在山中无老虎的世外桃源，与天斗、与人斗、与神斗，虽遭镇压却也风光无限，多少暴露了写书人在瑰丽奇幻的神话外衣包裹中的自由的心灵，隐秘卑微但又令人肃然起敬。虚虚实实的梁山和花果山，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座高峰，也是传统文人和外界无法和谐的铁证。

由此观照，青山的历史也是人类心灵史的一部分。古往今来，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随着生命的四季，春华秋实。

本报讯(记者于明山)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下午共同发布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国务院共公布了 1 372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民间文学类项目为155项，占总数的11.3%，在十大非遗门类中排第5位。文化部共认定了 1 986 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民间文学类共计77人，占总数的3.88%。民间文学还面临着传承人高龄化和法律保护缺失等问题。曲艺有127项，曲艺类传承人有151人，仍有40余项曲艺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没有国家级传承人，显示出曲种传承的不均衡和保护传承人的紧迫性。2015年，包括河南坠子国家级传承人刘宗琴、相声国家级传承人常宝霆等20名曲艺类项目国家级传承人离世，更是给非遗传承带来了巨大损失。

2015年，北京、上海、山西、山东等8个省市公布了新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传统音乐新增项目共计28项，包含民间音乐23项、宗教音乐3项和人文音乐2项，表明民间音乐仍是传统音乐类名录建设的主体。“申遗热”推动了传统音乐的发展，2009年，有5个传统音乐项目类型同时被选为“世遗”；在前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音乐分别入选72项和67项，在十大非遗门类中位居前列。2015年，传统音乐诸多新增赛事尤其是原生态赛事的举办，网络歌坛的迅速发展，观看民歌实景演出以及近几年的民歌民乐进校园等，都显示出传统音乐在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更加欣欣向荣。

2015年，我国传统技艺类非遗保护工作延续了以往良好的势头。名录建设方面，在历年公布的各级非遗名单中，传统技艺都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重。2015年各省公布了新的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中传统技艺类非遗共136项，约占总数的34%。2015年新增传统技艺项目中，上海和陕西分别占比16%和22%，领先于其他省市。各项传统技艺中，有一部分适合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如酿酒类、制瓷类非遗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回避的是，一部分传统技艺因创新设计不足，难以跟上市场的步伐。

随着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2015年中国传统医药立法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传统医药逐渐被世界认知。2015年，北京、安徽等地公布了省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名单，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达到了43人。尽管传统医药发展势头迅猛，但传统医药类项目的新增代表项目和扩展项目数目甚少。

(选自新民网，有删改)

济南6月8日讯(记者尹延杰)　记者今天从山东省邮政公司了解到，为进一步增强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邮政定于2016年6月11日发行《文化遗产日》纪念邮票1套2枚，两枚邮票采取连印形式，分别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和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为中心，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项目，用线描的表现形式环绕展示在周围，以宣纸的纹理和残破的边框形式作为背景，整体风格古朴、简洁，主题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昆曲、珠算、剪纸、端午节、古琴；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长城、福建土楼、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

(选自大众网，有删改)

文化部社图司巡视员周小璞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确定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一些专家认为，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无形或隐形，是人的精神创造，更凸显了对其保护抢救的重要性。它可以暂时没有任何意义，可要可不要，但如果因此而不重视，让其自生自灭，将给人类、国家、民族造成精神和情感上的断裂。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