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的出路

陈平原

金庸的成功，既是武侠小说的光荣，也给后来者提出巨大的挑战：武侠小说能否再往前走？文学史家以及金庸本人均承诺，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位。这自然没错，可还必须添上一句：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文类的潜力及预留空间的大小。

从《三侠五义》到《笑傲江湖》，一百多年间，武侠小说迅速走向成熟。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惟后来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溢恶，而此道又衰落。”金庸等人的崛起，又使得此“宋人话本正脉”再度接续，且大有发展余地。

或许，21世纪武侠小说的出路，取决于新文学家的介入(取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与标新立异的主动)，以及传统游侠诗文境界的吸取(注重精神与气质，而不只是打斗厮杀)。从某种意义来说，金庸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以为，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毕竟，对于史家与文人来说，游侠精神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且充满诱惑力 的“永恒的话题”。

“一箫一剑平生意”（）龚自珍诗，千古文人之侠客梦，并不完全认同于某一具体的人物或事件。游侠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之所以活跃在古往今来无数文人笔下，因其容易成为驰骋想象、寄托忧愤的对象。

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作家，对于游侠精神，会有截然不同的诠释，但这并不妨碍“游侠”对于中国文人的巨大感召力。只要“江湖”还在，“侠”就会存在，也就还会有许许多多关于侠的故事，也就还会有讲故事的人。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①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②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

③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④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

⑤我去香港两次，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浸会大学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位作家进行文学交流，主题是“大自然和写作”。为此浸会大学组织了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如去西湾爬山，去大屿山的小岛看渔民的生活。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 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有一天下午，走出地铁站后，觉得困倦难当，就到对面的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里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⑥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当参加座谈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 一种温暖啊！

⑦十一月上旬，我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⑧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儿媳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 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 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五花山下收土豆的人

迟子建

①这世上最出色的染匠，一定就是秋霜了。只要它来了，青山就改变了颜色。初霜来的时候，树叶只是微微转黄，这时节的山峦看上去更像是洋溢着丰收气息的麦田。到了第二场霜降临之后，浅黄的树叶变得金黄或浅红，山峦有如戴上了一顶顶红黄相间的呢毡帽。而如果你沐浴着第三场更为浓重的霜走进森林，你是想看到什么颜色就能看到什么颜色。树叶大多是金黄和金红的，但也有黄中带粉、粉中含翠、翠中生红、红中隐紫、紫中有褐的，这时的山峦分明就是一个春天的花园，五彩缤纷的。我们把此时的山峦称作“五花山”。

②五花山簇拥着我们的时候，大雁向南飞了，河水流动得平缓了，天空中的云朵没有盛夏时多了，天显得格外地高、格外地蓝。人们把形形色色的菜籽吊到山墙上，开始了秋收。而秋收中最苦最累的活儿，就是起土豆。

③土豆既能做蔬菜，又能当主食，还能作为家畜的饲料，在那个粮食需要定量供给的年代，土豆被广泛种植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家种上一两亩，那算是少的了；平平常常的人家都要有三四亩；而那些人口多的人家，种七八亩是很普通的。所以说秋收在我们那里，等于是“起土豆”的代名词。人们见了面跟对方说的话往往是“起土豆了吗”，或者是“你家今年能收多少麻袋土豆”。

④起土豆的工具是二齿子和三齿子。当然也有四齿子，但它因为密度高而容易伤着土豆，用它的人家很少。二齿子和三齿子是铁制的，它们的形状常使我联想到“M”和“N”的拼音字母，一握着它们，就老是想发鼻音。人们去离家较远的大地起土豆时，要拉起手推车。去的时候，手推车上放置着二齿子三齿子、空的麻袋、土篮等工具，当然，也要带上水壶和午饭。回来的时候，饭没了，水壶也空了，先前还明晃晃的铁齿上沾满黑油油的泥土，手推车上满载着用麻袋摞起来的土豆。若是赶上晴好的天气，车行起来还不吃力，而要是赶上秋雨连绵，路面的水洼一个连着一个的话，车轮往往会陷在泥泞中，几个人合力拉它，它也只是徘徊，最后只得回镇子朝养了牛的人家借牛，把手推车给从泥潭中拖出来。所以那些养了牛的人家，一到起土豆的时候就很牛气。

⑤人们把土豆运到家后，会把它们划分为三类：又大又光滑的是最好的，它们会被下到菜窖中，一部分作为来年的种子，一部分留做食用；那些中不溜的属于第二类，它们也会被下到菜窖中，作为越冬蔬菜；而那些跟驴粪蛋一样小的、青着半边脸的、被铁齿刨得满脑子都是窟窿的，属于最次的一类，它们通常是被埋在菜园的坑里，没被冻着时由人削削拣拣地随吃随取，等雪降临之后就喂了猪了。土豆地都在山下开阔的平地上，所以起土豆累了，就可以坐在地上欣赏五花山。这时候再鲜艳的鸟进了森林，也会慨叹自己的羽毛不如树叶绚丽。当你低头刨出一墩土豆时，就觉得那大大小小的土豆不是乳黄色的了，而是彩色的了。人们回家的时候，手推车上麻袋的缝隙中往往插着一支小孩子歇息时跑到山上折来的色彩缤纷的树枝，它像一枝灿烂的花，把秋天给照亮了！

⑥溜土豆就是在收获过的土豆地上，在沙里淘金地寻觅仍被遗落在土中的土豆。溜土豆通常要使用四齿子，它的铁齿间隙窄，搜寻土豆的几率高。通常被留下的土豆都不是很大，所以这样的土豆拿回家去，通常是洗一洗后连皮蒸了吃，或者是用叉子磨成粉了。溜土豆的都是如我一样的孩子，大人们是不屑做这种活儿的。我每年都要去溜土豆，其实家里并不缺那点土豆，我只是喜欢在光秃秃的大地上再打捞一份惊喜罢了。那感觉很像是在寻找宝藏。

⑦我溜土豆的时候，常常会遇见住在北山的刘家的孩子，他们两人一伙，提着麻袋，在别人家的土豆地里溜得格外仔细。经他们溜过的土豆地，可以说是光光溜溜的了。所以一看到他们，我就避开了。他们很有眼力和经验，知道哪片地的哪个地方会有幸存的土豆，每天都会溜上半麻袋到一麻袋的土豆。他们见了我们也不打招呼，只不过有时会顽皮地打几声口哨。有的时候溜土豆溜累了，我坐在地上歇息的时候，会看到黑油油的土地上，那几个穿着暗淡衣裳的孩子，弯腰弓背溜土豆的情景。他们和他们面前的土地是那么暗淡，而他们背后的五花山则是那么的绚烂。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单调，可他们因为他们的劳动，而成为我眼前这巨幅画卷中最生动、最永恒的一部分。

(有删改)

在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群众游行中，《我和我的祖国》作为“祖国万岁”方阵的背景音乐，传达出了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爱的诉说。

《我和我的祖国》词作者张藜、曲作者秦咏诚是辽宁大连同乡，他们都毕业于继承了延安鲁艺光辉革命传统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秦咏诚15岁就发表了处女作《抓害虫》，1948年考入大连地下党领导的关东社会教育团，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196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以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名震一时。随后，他更是一鼓作气创作出《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满怀深情望北京》等红色经典歌曲。

与之正相反，张藜的艺术之路走得坎坷艰辛。1946年，张藜考入东北鲁艺四团，1947年进入东北鲁艺文学研究室进修。1950年，他发表了第一首歌词作品《建筑工人之歌》，遂以此为终身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心直口快的张藜被打成右派，后又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蹉跎近二十年，直到1975年被抽调参与编辑《战地新歌》才得以重拾业务。

1984年，一天下午，张藜对秦咏诚提出：“能否写一首旋律和《太阳与大海》的音乐主题反着来的歌曲?前者是旋律从低往高走，而这首歌则要求音乐从高向下行，但情绪和意境不要变，音域不要太宽。”秦咏诚稍加思索，便想出一个新的动机，不觉笔下生风，思如泉涌，仅仅20分钟，一曲新的旋律便一气呵成。

谱子到手，一晃半年过去，用张藜的话说，“我揣在怀里走到哪都琢磨这个曲调。”这年秋天，张藜去湖南张家界参加一次笔会，抵达大墉县的当晚，张藜又把曲谱拿出来看了几遍，可依然灵感全无，伴着难以名状的失望，他彻夜难眠。当清晨的霞光穿透窗棂，张藜推开窗户，一轮旭日东升，天门山身披万道霞光，巍然屹立潇湘大地，令张藜感慨万千。他回想起走过的人生道路，尽管跌宕起伏，却始终与祖国母亲的脉动休戚相关。祖国与个人，就如同大海和浪花，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张藜这样对秦咏诚描述灵感奔涌的切身感受：“第二天早晨当我打开窗户，看见眼前晨雾中的巍巍高山，突然有了感觉，歌词就出来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歌曲主旨一旦确立，久滞的心潮再度澎湃，不期而至的神思，激发出动人的诗篇。同样只用了20分钟，张藜就完成全部歌词的创作。

《我和我的祖国》歌词朴实大方、亲切感人，第一段以高山、河流、炊烟、村落、车辙等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意象，表达对祖国锦绣河山的赞颂;第二段以“大海”和“浪花”为指代，连用六个排比式博喻，生动形象地揭示出祖国和人民不可分割的血脉深情。

多年以后，张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我和我的祖国》抒发的纯粹是我的真感情，我觉得铸就了我爱国情感的主要摇篮，是我曾经就读的大连商业学校。在学校里，我曾被日本人扇耳光，差点被打死，而且每天看到的都是蔑视的眼光，深切感觉到亡国奴的悲哀和痛苦。”

在秦咏诚之子秦际凯看来，这首歌今年再度唱红大江南北，也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儿女内心深层次的变化与感受，“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人的凝聚力多强!因为有了这个做基础，唱歌的底气都不一样了，是用心在唱，是心与心的交流。”

历经磨难，初心始终不改;信仰之火，点亮追梦征程。鲁迅先生有言，“创作总根于爱”。张藜、秦咏诚正是把对祖国和人民最深沉的爱，融入《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中，在新中国音乐史上谱写下不朽华章。

（选自《光明日报》2019.10.27《浪花对海的深情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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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诞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反应了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不仅歌曲的名字让李谷一感到温情，歌曲的旋律也让她感觉很兴奋。李谷一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更别提像《我和我的祖国》这种欢快的八六、八九拍了。“《我和我的祖国》的节拍更像华尔兹，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可这样的旋律欢快抒情，更适合表达感情，与《我和我的祖国》的内容非常契合。

（韩轩《首唱者李谷一深情回忆创作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