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食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墨子》记载：“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清人孙诒让注：“素食，谓食草木”。素食又称“蔬食”，《礼记》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东汉郑玄注：“草木之实为蔬食”。素食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的饮食传统，中国以及整个东亚，饮食皆以谷物和蔬菜为主，与西方以肉为主的饮食习惯是不同的。舌尖之上是对美的品味，舌尖之下是文化精神的倾向。中国古代素食传统有着深厚的国学蕴涵，饱含着动物关怀精神，包括爱惜、同情和敬畏。其中敬畏之心，是相对于现代动物伦理所独有的精神特质。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动物视为生活资源，心怀爱惜之情，并有节制地取用，是古代中国关怀动物的主流思想。熟知的典故，如成汤“网开一面，德至禽兽”、子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主张有节制地捕猎动物。

从人类认识的进程来看，在认识到万物与我是有区别的截然两物之后，再认识到万物与我的本原一体，是更深刻的认识。古代中国早有“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的哲学命题。深切地从动物生命身上直接体认这种思想，以恻隐之心同情动物，《孟子》最初表达了这种思想：“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宋儒程颐否定了动物天生作为食物的观点：“一说天生禽兽，本为人食，此说不是。岂有人有蚁虱而生耶？”（《河南程氏外书》卷八）晚清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鸟兽与人同本而至亲，“知识灵明，其去人盖不远矣，其知痛苦亦甚矣”，主张戒食动物，并预言未来世界一定是素食的社会。

对动物的恻隐之心，是在思维深处对“浑然与物同体”的默会体认。只有默会了鸟兽的疼痛恐惧与我的疼痛恐惧是同一个疼痛恐惧，鸟兽的生命与我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方才会有发自情感深处的呼应。在此意义上，同情是一种超越语言的直接认知，这在中国哲学中称为“良知”，即一种不假思索的善意。

早期中国对动物的道德化，不唯赋予各种动物以特定德性，亦将动物纳入一个道德谱系中，是一种深层次的宇宙图景的精神化。《大戴礼记》中有一个本体意味的万物谱系：一般动物（毛羽介鳞）和人同处于自然世界，麟凤龟龙等祥瑞动物（简称四灵）与圣人处于更高的神圣世界；平行的双层世界又有垂直的投射关系，四灵是动物之精，圣人是人之精。在哲学意义上，四灵象征从一般动物抽象出的超越的德性实体，圣人表示从人抽象出的超越的完善人格。《春秋繁露》还记叙了四灵出没的条件：为政者若爱惜、恩惠动物时，四灵便作为令人崇敬的祥瑞象征而出现；若残酷对待动物时，四灵便会隐退，并出现令人畏惧的自然灾难。在此意义上，敬畏四灵和爱惜动物不是对两种对象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内外贯通的关怀：对动物的爱惜，就是对四灵的敬畏；怀敬畏之心去施行爱惜，以爱惜之举来表达敬畏。

当代学者乔清举创见性地将祥瑞动物列入动物生态伦理的范畴，以四灵为例指出了“动物作为自然的神性标志的生态意义”。对中国思想有深切领悟的法国先贤史怀泽，曾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不过，“敬畏生命”落实到动物后是同情，与古代中国对祥瑞动物的敬畏之心是有区别的。换言之，在史怀泽的思想中，动物并不具有神性。这不难理解，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只有上帝才具有唯一的神性位格。而在古代中国，至上神“帝”早在周代既已取消，祥瑞动物作为“帝使”是德性的神圣象征。在此意义上，敬畏的真正对象不是四灵，而是为四灵所代表、为自然生命所承载的德性本身。

（ 选自王汐朋《中国素食传统的国学蕴涵》，有删节）

近些年，知识付费逐渐成为互联网的新风口，传统出版行业也主动加入浪潮。通过深耕细分领域，瞄准小众需求，出版业在融合发展中看到了更多希望：而随着出版业的加入，知识付费用户的选择也更加多元。

自2016年以来，知识付费服务发展迅猛，然而市场中的绝大多数平台由互联网创业公司创办，出版业所占份额微小。这种局面已在变化，两午前，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三联生活周刊》曾推出两期封面报道“我们为什么爱宋朝”，读者反响不错。于是，周刊策划推出中读APP，以“我们为什么爱宋朝”为主题，打造10堂音频课，仅一个月，这门课的收入在当月全国知识付费课程排行榜上进入了前三名。这就是互联网在渠道、用户、市场等方面给出版业带来的机会。出版业对优质内容的精准把握，是其他生产商难以相比的，事实证明在豆瓣时间上卖出了数万份的“爆款”课程，都是与出版机构合作推出的。另外人们精神需求的高涨正在使知识付费进入“下半场”——小众需求浮出水面，创造出更大的市场价值。这批用户的特点是青春期延长，一生都在追求成长，也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往知识付费更多强调“知识改变命运”，是带有教育培训性质的知识服务。

知识付费服务对于出版业而言不仅仅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是出版业自身的一次升级。第一，以前作者写书就是闷头写，但现在作者每次讲课都会得到听众的现场反馈，直接反映到作者的书稿里；第二，建立粉丝群，通过网络报名收集用户，为社群营销打下基础：第三，拉长图书宣传推广期和销售期，解决以往一过3个月推广期热度就下降的难题。现在通过知识付费产品，文字内容的价值被真正开发出来了。但出版业不能直接把文字内容平行搬到知识服务产品之中，必须从稿件中继续提炼IP，围绕IP做产品开发，本质上也是知识的一次升级。但大多数出版社尚未开展改革，一是行为的惯性，出版社习惯做纸质产品，融合发展的动力不足；二是思维的惰性，死守媒体分工，对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此外，传统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奖励机制与新媒体的要求差距甚大。

知识服务的内容在细分领域深耕，逐渐成为市场刚需，盈利能力强。但是，如果传统出版机构不能转变其固有理念和机制，未来知识服务领域的成功者就可能只有数字资源整合商，而没有传统出版机构。

 (摘自2019年1月24曰《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自2017年起，我国将每年5月10日设为中国品牌日，并于2018年5月在上海举行了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暨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 2019年的中国品牌日活动主题为“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加快品牌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聚焦国货精品，感受品牌魅力”。

在2019中国品牌日的系列活动举办地上海展览中心的20000余平方米场地中，围绕轻工、纺织、汽车、电子信息等4大消费品领域；有16家行业协会和上海市设置的13个自主品牌消费品体验区，采取实景打造、虚拟影像、名人互动、网红直播、网购体验等形式，开展线上线下观众互动体验活动，让消费者亲身感受国货精品魅力．

品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2018年世界品牌500强名单，中国排名全球第五。

2018年世界品牌500强国家排名排

品牌既是质量的外在表达，也搭载了情感、时尚方面的很多内容。高质量发展阶段，注重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是必选项。高质量增长也为品牌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抓住机遇，推进品牌建设，是促进中国经济上台阶有力抓手。

在“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中，有67%的品牌在国内的价值超过95%。还意味着大部分的中国品牌只是在国内强大，全球化程度远远不够，未来还需要持续突破。品牌全球化的最佳基础，是“真正的”创新。

（摘编自孙韶华、何欣荣《“中国品牌日”向世界发出中国品牌强音》）

材料二：

小米是体验展区一家人气爆棚的中国品牌，很多消费者对它提供的各种智能小家电兴趣浓厚：小米电视机、路由器、人工智能音箱、智能空气净化器……一些上了年纪的消费者这个试试，那个摸摸，再饶有兴趣地和人工智能音葙聊聊天，体验得不亦乐乎。而从现场部分消费者的反应可以看出，一些上了年纪的消费者对小米等新品牌以及它所带来的新产品还不太了解。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打响中国品牌既要让老字号青春常在、吸引年轻的消费者，也要推动年轻的中国品牌为那些有了一定年纪的消费者所了解——其实，这一群体的消费升级需求也很大，他们对“新奇特”产品的兴趣浓厚，只要引导得当，他们就会成为新品牌的新粉丝。

毫无疑问，今年“中国品牌日”活动的自主品牌体验展区是新产品吸引新粉丝的有益尝试。不论是老字号还是新品牌，轻工、纺织、汽车、消费电子四大板块的设计让中国品牌的传统品质和创新精神得到了集中展现，也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品牌的理解。同时，对那些新兴的中国品牌，或者带来新产品的老字号、老品牌来说，也可以借鉴主题活动的方式，在未来的日子里用更多接地气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研发成果，把那些带有“高科技”标签的新产品送到消费者面前，从而为“中国智造”赢得更多的支持者。

（摘编自任翀《“中国品牌日”自主品牌体验展区里为何这些展品让人惊讶？》）

材料三：

5月11日，百度上海分公司携手中华老字号企业共同启动了“老字号·百度品牌焕新计划”。目前，百度已经构建起基于全平台数据捕捉和智能识别引擎，帮助老字号品牌更好地找到用户；基于“线上+线下”、“搜索+稚荐媒体生态”的智能投放引擎，帮助老字号品牌更好地触达用户；基于AI交互以厦视频化沟通的智能交互引擎，帮助老字号品牌更好地打功用户。

（摘编自宁佳彦《中国品牌日，上海老字号企业联手百度开启品牌焕新》）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子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