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诗中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韩愈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是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表示寺里有人应门。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即使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凡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联想的意义迷离不易捉摸，它可让人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草”、“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里，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愈限于直指的意义就愈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它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思含糊甚至于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了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现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诗人的孤寂

朱光潜

心灵有时可互相渗透，有时也不可互相渗透。在可互相渗透时，就可以默然相喻；在不可渗透时，隔着一层肉就如隔着一面壁。惠子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反问惠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人们在谈到彻底了解时，都是隔着星宿住的。

比如眼前这一朵花，你我所见的完全相同吗？你我所嗅的完全相同吗？你我所联想的又完全相同吗？你觉得香的我固然也觉得香，你觉得和谐的我固然也觉得和谐，但是香的、和谐的，都有许多浓淡深浅的程度差别，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一般人较量分寸而无暇剖析毫厘，以为这无关宏旨，但是古代寓言不是明白地告诉我们，压死骆驼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吗？

凡是情绪和思致，愈粗浅，愈平凡，就愈容易渗透；愈微妙，愈不寻常，就愈不容易渗透。一般人所谓“知解”，都限于粗浅的皮相，而浓淡深浅上的毫厘之差是无法从这个心灵渗透到那个心灵里去的。在粗浅的境界，我们都是兄弟；在微妙的境界，我们都是秦越。曲愈高，和愈寡，这是心灵沟通的公例。

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是因为他们在感觉方面异常敏锐。常人的心灵好比顽石，受强烈震撼才生颤动；诗人的心灵好比蛛丝，微嘘轻息就可以引起全体的波动。常人所忽视的毫厘之差对于诗人却是奇思幻想的根源。一滴水便是大自然的返影，一阵螺壳的声音便是大海潮汐的回响。在眼球一溜转或是肌肤一轻颤中，诗人能窥透幸运者和不幸者的心曲。他与全人类和大自然的脉搏一齐起伏震颤，然而他终是人间的最孤寂者。

诗人有意要“孤芳自赏”吗？他看见常人不经见的景致不曾把它描绘出来吗？他感到常人不经见的情调不曾把它抒写出来吗？他心中本有若饥若渴的热望，要天下人都能同他在一块儿赞叹感泣。可是，在心灵探险的路途上，诗人不得不独自踟蹰了。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位独自踟蹰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诗人布朗宁在《当代人的观感》这首诗里描写过一幅很有趣的画面。一位穿着黑色大衣的人天天牵着一条老狗在不应该散步的时候在街上踱来踱去，他真是一个怪人！——与诗人同一时代的人这样想，一般人对诗人的了解也是如此。

一般人不也把读诗看作一种时髦的消遣吗？伦敦、纽约的街头不也摆满着皮面金装的诗集，让老太婆和摩登小姐买去作为礼物吗？群众所叫好的都是前一代的诗人，或是模仿前一代诗人的诗人，他们的音调都已在耳朵里震得烂熟。如果有人换一个音调，他们就不免“对牛弹琴”了，“诗人”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的意义是“创作者”。凡真正的诗人，都必定避开已经踏烂的路去另开新境，他不仅要特创一种新风格来表现一种新情趣，还要在群众中创出一种新趣味来欣赏他的作品。但是这事谈何容易？“千秋万岁名”往往是“寂寞身后事”。诗人能在这不可知的后世寻得安慰吗?汤姆生在《论雪莱》一文里骂得好：“后世人！后世人跑到罗马去溅大泪珠，去在济慈的墓石上刻好听的诔语，但是海深的眼泪也不能把枯骨润回生！”

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一个文人先须是一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这个基础，他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的独到的风格，世间也只有这种文字才算是上品文字。除着这个基点以外，如果还有什么资禀文使文人成为文人的话，依我想，一是对于人生世相的敏感。事事物物的哀乐可以变成自己的哀乐，事事物物的奥妙可以变成自己的奥妙。“一花一世界，一草一精神”，有了这种境界、自然也就有同情，就有想象，就有彻悟。其次是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语言文字是流通到光滑污滥的货币，可是每个字在每一个地位有它的特殊价值，丝毫增损不得，丝毫搬动不得，许多人在这上面苟且敷衍，得过且过，对于语言文字有敏感的人便觉得这是一种罪过，发生嫌憎。只有这种人才能有所谓“艺术上的良心”，也只有这种人才能真正创造文学，欣赏文学。诗人济慈说：“看一个好句如一个爱人。”在恋爱中除着恋爱以外，一切都无足轻重；在文艺活动中，除着字句的恰当选择与安排以外，也一切都无足轻重。在那一刻中(无论是恋爱或是创作文艺)，全世界就只有我所经心的那一点真实，其余都是虚幻。在这两种敏感之中，对于文人，最重要的是第二种。古今有许多哲人和神秘主义的宗教家不愿用文字泄露他们的敏感，像柏拉图所说的，他们宁愿在诗里过生活、不愿意写诗。世间也有许多匹夫匹妇在幸运的时候中偶然发见生死是一件沉痛的事，或是墙角一片阴影是一幅美炒的景象，可是他们无法用语言文字把心中的感触说出来，或是说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文人的本领不只在见得到，尤其在说得出。说得出，必须说得“恰到好处”，这需要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有这敏感，他才能找到恰好的字，给它一个恰好的安排。

（选自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