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罗马人一样，中国人也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辩，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象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对他们说来，哲学就是伦理学，也仅仅是伦理学。除了拜祖宗之外（这其实不是宗教，只是纪念去世的先辈的一种方式），他们只有非常微弱的一点宗教感情。这种淡漠的宗教感情可以解释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宽容态度。除了本土的孺道二教之外，几乎所有大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在中国有自己的信徒。

由于孔子注重世俗的思想影响，中国人一直讲究实际。“乐天知命”就是幸福生活的普遍的座右铭。这等于说:“要知足，不要责怪命运，这样就能活得幸福。”如果愿意的话，你尽可以把这叫“宿命论”，然而它却毫无疑问是乐观的。

中国人用很强的道德感代替了宗教狂热。他们认为人必须自己救自己，不能依靠鬼神。他们所说的“命”，更多地是铁面无私的判官，而不是反复无常的女神。他们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不在今生，就在来世。好人遭逢不幸，也被认为是前世作了孽，应当受谴责的总是遭难者自己，而不是命运。

中国人既然有这样的伦理信念，自然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而中国人却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性。此外，他们的文学也受到他们的道德感的束缚。对他们说来，文艺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总有一个道德目的。纯粹为供人取乐而写的书是被人所鄙视的。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作品那么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戏剧发展得那么晚。

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中国观众看见俄狄浦斯成为自己母亲的丈夫、费德尔对继子怀着私情，或阿德美托斯因父母不愿替代自己去死而怨怒，都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和不快。中国剧作家最爱写的是名誉和爱情。剧中的主人公十有八九是上京赶考的穷书生，金榜题名时中了状元，然后是做大官，衣锦还乡，与相爱很久的美人终成眷属。或者主人公遭受冤屈，被有权势的奸臣迫害，受尽折磨，但终于因为某位钦差或清官大老爷的公正，或由于他本人得宠而能够报仇雪恨。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中国戏剧的关键往往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突变”的地方，很少在最后的结尾。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总印象很少是阴郁的。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

(摘编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诗人的孤寂

朱光潜

心灵有时可互相渗透，有时也不可互相渗透。在可互相渗透时，就可以默然相喻；在不可渗透时，隔着一层肉就如隔着一面壁。惠子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反问惠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人们在谈到彻底了解时，都是隔着星宿住的。

比如眼前这一朵花，你我所见的完全相同吗？你我所嗅的完全相同吗？你我所联想的又完全相同吗？你觉得香的我固然也觉得香，你觉得和谐的我固然也觉得和谐，但是香的、和谐的，都有许多浓淡深浅的程度差别，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一般人较量分寸而无暇剖析毫厘，以为这无关宏旨，但是古代寓言不是明白地告诉我们，压死骆驼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吗？

凡是情绪和思致，愈粗浅，愈平凡，就愈容易渗透；愈微妙，愈不寻常，就愈不容易渗透。一般人所谓“知解”，都限于粗浅的皮相，而浓淡深浅上的毫厘之差是无法从这个心灵渗透到那个心灵里去的。在粗浅的境界，我们都是兄弟；在微妙的境界，我们都是秦越。曲愈高，和愈寡，这是心灵沟通的公例。

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是因为他们在感觉方面异常敏锐。常人的心灵好比顽石，受强烈震撼才生颤动；诗人的心灵好比蛛丝，微嘘轻息就可以引起全体的波动。常人所忽视的毫厘之差对于诗人却是奇思幻想的根源。一滴水便是大自然的返影，一阵螺壳的声音便是大海潮汐的回响。在眼球一溜转或是肌肤一轻颤中，诗人能窥透幸运者和不幸者的心曲。他与全人类和大自然的脉搏一齐起伏震颤，然而他终是人间的最孤寂者。

诗人有意要“孤芳自赏”吗？他看见常人不经见的景致不曾把它描绘出来吗？他感到常人不经见的情调不曾把它抒写出来吗？他心中本有若饥若渴的热望，要天下人都能同他在一块儿赞叹感泣。可是，在心灵探险的路途上，诗人不得不独自踟蹰了。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位独自踟蹰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诗人布朗宁在《当代人的观感》这首诗里描写过一幅很有趣的画面。一位穿着黑色大衣的人天天牵着一条老狗在不应该散步的时候在街上踱来踱去，他真是一个怪人！——与诗人同一时代的人这样想，一般人对诗人的了解也是如此。

一般人不也把读诗看作一种时髦的消遣吗？伦敦、纽约的街头不也摆满着皮面金装的诗集，让老太婆和摩登小姐买去作为礼物吗？群众所叫好的都是前一代的诗人，或是模仿前一代诗人的诗人，他们的音调都已在耳朵里震得烂熟。如果有人换一个音调，他们就不免“对牛弹琴”了，“诗人”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的意义是“创作者”。凡真正的诗人，都必定避开已经踏烂的路去另开新境，他不仅要特创一种新风格来表现一种新情趣，还要在群众中创出一种新趣味来欣赏他的作品。但是这事谈何容易？“千秋万岁名”往往是“寂寞身后事”。诗人能在这不可知的后世寻得安慰吗?汤姆生在《论雪莱》一文里骂得好：“后世人！后世人跑到罗马去溅大泪珠，去在济慈的墓石上刻好听的诔语，但是海深的眼泪也不能把枯骨润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