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症

汪曾祺

龚星北家的大门总是开着的。从门前过，随时可以看得见龚星北低着头，在天井里收拾他的三四十盆花。山茶、月季、含笑、素馨、剑兰。他用花剪修枝，用小铁铲松土，用喷壶浇水。他穿一身纺绸裤褂，趿着鞋，神态消闲。

龚星北在本县算是中上等人家，有几片田产，日子原是过得很宽裕的。龚星北年轻时花天酒地，把家产挥霍殆尽。

龚星北娶的是杨六房的大小姐。杨家是名门望族。这位大小姐真是位大小姐，什么事也不管，连房门也不大出，一天坐在屋里看《天雨花》《再生缘》，喝西湖龙井，嗑苏州采芝斋的香草小瓜子。

前年她得了噎嗝。不知花了多少钱，拖了小半年，终于还是没能治好。龚星北卖了四十亩好田，买了一副上好的棺木，办了丧事。丧事办得很风光。路边看的人悄悄议论：“龚星北这回是尽其所有了。”

丧偶之后，龚星北很少出门，每天只是在天井里面弄石条上的三四十盆花。山茶、月季、含笑、素馨。穿着纺绸裤褂，趿着鞋，意态消闲。

他玩过乐器，琵琶、三弦都能弹，尤其擅长吹笛。他吹的都是古牌子。上了岁数，不常吹，怕伤气。

龚星北有二儿一女。大儿子龚宗寅，在银行做事。二儿子龚宗亮，在上海念高中。女儿龚淑媛，正在读初中。

龚宗寅已经订婚。未婚妻裴云锦，是裴石坡的女儿。裴云锦的漂亮，在全城是出了名的。

裴云锦女子师范毕业后，没有出去做事。她得支撑裴家这个家。裴石坡可以说是“一介寒儒”，赋闲在家，已经一年。裴云锦有两个弟弟，都在读初中。裴家的值一点钱的古董字画，都已经变卖得差不多了。

出嫁那天，裴云锦换了一身衣裳，水红色的缎子旗袍，白缎子鞋，鞋头绣了几瓣秋海棠。这是几年前就预备下的。云锦几次要卖掉，裴石坡坚决不同意，说：“裴石坡再穷，也不能让女儿卖她的嫁衣。”

新婚燕尔，小两口十分恩爱。

进门就当家。三朝回门过后，裴云锦就想摸摸龚家究竟还有多少家底，好考虑怎么当这个家。检点了一下放田契房契的匣子，只有两张田契了，加在一起不到四十亩。有两张房契，一所是身底下住着的，一所是租给同康泰布店的铺面。看看婆婆的首饰箱子，有一对水碧的镯子，一只蓝宝石戒指，一只石榴米红宝石的戒指。这是万万动不得的。裴云锦吃了一惊：原来龚家只剩下个空架子。

同康泰交的房钱够买米打油，但是龚家人大手大脚惯了，每餐饭总还要见点荤腥。公公每天还要喝四两酒，得时常给他炒一盘腰花，或一盘鳝鱼。

老大宗寅生活很简朴，老二宗亮在上海读启明中学，收费很贵。小姑子龚淑媛初中没有毕业，就做了事，在电话局当接线生。薪水很低。她很自卑，整天耷拉着脸。她和大嫂的感情也不好。她觉得她落到这一步，好像裴云锦要负责。她怀疑裴云锦“贴娘家”。

“贴娘家”也是有之的。逢年过节，裴家实在过不去的时候，龚宗寅就会拿出十块、八块钱来，好让裴石坡家混过一段。裴云锦不肯，龚宗寅说：“送去吧，这不是讲面子的时候！”

龚家到了实在困难的时候，就只有变卖之一途。裴云锦把一些用不着的旧锡器、旧铜器搜出来，把收旧货的叫进门，作价卖了。她把一副郑板桥的对子，一幅边寿民的芦雁交给李虎臣卖给了季匋民。

嫁过来已经三年，装云锦没有怀孕，她深深觉得对不起龚家。

有人说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她一天不说话，只是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房门口，木然地看着檐前的日影或雨滴。

龚宗寅下班回来，看见裴云锦没有坐在门口，进屋一看，她在床头栏杆上吊死了。

裴云锦面目如生，死前还淡淡抹了点脂粉。她穿着那身水红色缎子旗袍，脚下是那双绣几瓣秋海棠的白缎子鞋。

龚星北做主，把那只蓝宝石戒指卖了，买了一口棺材。不要再换衣服，就用身上的那身装殓了。这身衣服，她一生只穿过两次。

龚星北把天井里的山茶、月季、含笑、素馨的花头都剪了下来，撒在裴云锦的身上。

送葬回来，龚星北看看天井里剪掉花头的空枝，取下笛子，在笛胆里注了一点水，笛膜上蘸了一点唾沫，贴了一张“水膏药”，试了试笛声，高吹了一首曲子，曲名《庄周梦》

八千岁

汪曾祺

据说他是靠八千钱起家的，所以大家背后叫他八千岁。

八千岁的米店看起来不大，门面也很暗淡。竖匾两侧，贴着两个字条，一边写的是“僧道无缘”，一边是“概不做保”。这地方每年总有一些和尚来化缘，一看“僧道无缘”四个字，也就很知趣地走开了。一般“殷实”一些的店铺有为人做保的义务，八千岁可不愿惹这种麻烦。

大家都知道八千岁现在很有钱。挑夫给各家米店挑稻子，一眼估得出哪家的底子有多厚。他们说：八千岁是一只螃蟹，有肉都在壳儿里。

另一件瞒不住人的事，是他有一副大碾子，五匹大骡子。其中有两匹大黑骡子，就是花了八百现大洋从宋侉子手里一次买下来的。

宋侉子是个世家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还特别爱养骡子养马。父母在日，没有几年，他就把祖产挥霍得去了一半。父母一死，就更没人管他了，他干脆把剩下的一半田产卖了，做起了骡马生意。他相骡马有一绝，一次只买几匹，但要是好的，很大的价钱买来，又以很大的价钱卖出。　　

那一年，宋侉子把两匹骡子牵回来，来看的人不断。碾坊、磨坊、油坊、糟坊，都想买。一问价钱，就不禁吐了舌头：“乖乖！”八千岁到宋家看了看，心里打了一阵算盘。他知道宋侉子的脾气，一口价，当时就取了八百现大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牵了骡子，沿着大街，呱嗒呱嗒，走回米店。这件事哄动全城。一连几个月。八千岁买骡子的壮举，成了大家茶余酒后的话题。　　

八千岁每天的生活非常单调。量米、看稻样，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到后面看看碾坊，这年头大部分米店都已经不用碾子，改用机器轧米了，八千岁却还用这种古典的方法生产。他舍不得这副碾子，舍不得这五匹大骡子。

八千岁不看戏，不打牌，不吃烟，不喝酒。他的食谱非常简单，放着高尖米不吃，顿顿都是头糙红米饭。菜是一成不变的熬青菜，——有时放两块豆腐。八千岁的米店左边是一家专门包办酒席的赵厨房，右边是一家烧饼店。八千岁和赵厨房从来不打交道，和烧饼店每天打交道。他这辈子吃了多少草炉烧饼，真是难以计数了。

八千岁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碰上一个八舅太爷。

这里的人把不讲理的人叫做“舅舅”。八舅太爷行八，是个无赖浪子，从小就不安分。初中毕业后，他上了一年美专，都没上完，却在上海入了青帮，后来又混进了军队，结交很多朋友，在军队中很“兜得转”。抗战军兴，他随着所在部队调到江北。非常时期，军事第一，他到了哪里就成了这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只要他一拍桌子，骂一声“汉奸”，就可以军法从事，把一个人拉出去枪毙。他是个霸王，没人敢惹他。

八舅太爷有一匹乌骓马，他请宋侉子来给他看看，嘱咐宋侉子把自己的踢雪乌骓也带来。宋侉子知道这匹马保不住了，就顺水推舟：“旅长喜欢，留着骑吧！”——“那，我怎么谢你呢？我给你画一张画吧！”

宋侉子拿了这张画，到八千岁米店里坐下，喝了一碗茶，说不出话来。八千岁劝他：“算了，是儿不死，是财不散，看开一点！”宋侉子只好苦笑。

没想到，过了两天，八舅太爷把八千岁“请”去了。当两个兵把八千岁铐上，推出店门时，八千岁只来得及跟儿子说一句：“赶快找宋大伯去要主意！”

宋侉子找到八舅太爷的秘书了解一下，案情相当严重，是“资敌”。八千岁有几船稻子，被八舅太爷的部下查获了。别的粮商都是事前运动，打通关节，拿到“准予放行”的执照的，八千岁没有花这笔钱，八舅太爷存心找他的碴，所以他就触犯了军法。宋侉子知道这是非花钱不能了事的，见了八千岁，劝他不要舍命不舍财，这个血是非出不可的。八千岁问：“能不能少拿一点？你作主吧。我一辈子就你这么个信得过的朋友！”说着就落了两滴眼泪。宋侉子心里也酸酸的。

宋侉子说了好多好话，请了八千岁的两个同行，米店的张老板、李老板出面做保，带了八百现大洋，签字画押，把八千岁保了出来。

八舅太爷敲了八千岁一杠子，他要办一桌满汉全席，在水榭里吃它一整天，上午十点钟开席，一直吃到半夜！这消息传遍全城，大家都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多年没有的事了。办席的就是八千岁的紧邻赵厨房。赵厨房到他的米店买糯米，他问赵厨房：“有多少道菜？”——“一百二十道。”——“啊？！”——“你没事过来瞧瞧。”

八千岁真还过去看了看：烧乳猪、叉子烤鸭、八宝鱼翅、鸽蛋燕窝……八千岁真是开了眼了，一面看，一面又掉了几滴泪，他想：这是吃我哪！

八千岁用一盆水把“概不做保”的字条闷了闷，刮下来。他这回是别人保出来的，以后再拒绝给别人做保，这说不过去。刮掉了，觉得还留着一条“僧道无缘”也没多少意思，就把它也刮掉了。

是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帐桌上一拍，大声说：

“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有删改）

金 大 力

汪 曾 祺

金大力想必是有个大名的，但大家都叫他金大力，当面也这样叫。为什么叫他金大力，已经无从查考。这个金大力只是一个块头很大的家伙，是个瓦匠头儿，是个老实人。

他怎么会当了瓦匠头儿呢？

按说，瓦匠里当头儿的，得要年高望重，手艺好，有两手绝活，能压众，有口才，会讲话，能应付场面，还得有个好人缘儿。前面几条，金大力都不沾。金大力是个很不够格的瓦匠，他的手艺比一个刚刚学徒的小工强不了多少，什么活也拿不起来。一般老师傅会做的活，不用说相地定基，估工算料，砌墙时挂线，布瓦时堆瓦脊两边翘起的山尖，用一把瓦刀舀起半桶青灰在瓦脊正中塑出花开四面的浮雕……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直！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他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这人很拙于言词，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老是闷声不响，他不会说几句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的应酬门面话讨主人家喜欢；也不会说几句夸赞奉承，道劳致谢的漂亮话叫同行高兴；更不会长篇大套地训教小工以显示一个头儿的身份。他说的只是几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说话很慢，声音很低，跟他那副大骨架很不相符。只有一条，他倒是具备的：他有一个好人缘儿。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人缘儿会那么好。

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愿意找他。一般的零活，比如检个漏，修补一下被雨水冲坍的山墙，这些，直接雇两个瓦匠来就行了，不必通过金大力。若是新建房屋，或翻盖旧房，就会把金大力叫来。金大力听明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告。主人家点了头，他就去约人、备料。到窑上订砖、订瓦，到石灰行去订石灰、麻刀、纸脚。他一辈子经手了数不清的砖瓦石灰，可是没有得过一分钱的好处。

每天，金大力都是头一个来，比别人要早半小时。来了，把孩子们搬下来搭桥、搭鸡窝玩的砖头捡回砖堆上去，把碍手碍脚的棍棍棒棒归置归置，清除“脚手”板子上昨天滴下的灰泥，把“脚手”往上提一提，捆“脚手”的麻绳紧一紧，扫扫地，然后，挑了两担水来，用铁锹、抓钩和青灰、和黄泥。灰泥和好，伙计们也就来上工了。他是个瓦匠，上工时照例也在腰带里掖一把瓦刀，手里提着一个抿子。可是他的瓦刀抿子几乎随时都是干的。他一天使的家伙就是铁锹、抓钩，他老是在和灰、和泥。他只能干这种小工活，也就甘心干小工活。他从来不想去露一手，去逞能卖嘴，指手画脚，到了半前晌和半后晌，伙计们照例要下来歇一会，金大力看看太阳，提起两把极大的紫砂壶就走。在壶里洒了两大把茶叶梗子，到他自己家的茶水炉上，灌了两壶水，把茶水筛在大碗里，就抬头叫嚷：“哎，下来喝茶！”傍晚收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走。他要各处看看，看看今天的进度、质量（他的手艺虽不高，这些还是会看的），也看看有没有留下火星（木匠熬胶要点火，瓦匠里有抽烟的）。然后，解下腰带，从头到脚，抽打一遍。走到主人家窗下，扬声告别：“明儿见啦！晚上你们照看着点！”——“好呢，我们会照看。明儿见，金师傅！”

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可是拿的工钱很低，比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这我就知足。”

金大力不变样，多少年都是那个样子。高大结实，沉默寡言。不，他也老了。他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的了，虽然还不大显，墨里藏针。

（选自《汪增祺作品集》，有删改）

黄油烙饼

汪曾祺

萧胜满七岁，进八岁了。他这些年一直跟着奶奶过。他爸爸的工作一直不固定。一会儿修水库啦，一会儿大炼钢铁啦。他妈也是调来调去。奶奶一个人在家乡，说是冷清得很。他三岁那年，就被送回老家来了。他在家乡吃了好些萝卜白菜，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长高了。

奶奶不怎么管他。奶奶有事。她老是找出一些零碎料子给他接衣裳，接裤子。他的衣服都是接成一道一道的，一道青，一道蓝。倒是挺干净的。奶奶还给他做鞋。再就是给他做吃的。玉米面饼子，小米面饼子，萝卜白菜，熬小鱼。奶奶把饭做得了，就在门口嚷：“胜儿！回来吃饭咧——！”

后来办了公社食堂。真不赖！白面馒头，大烙饼，焖茄子，猪头肉！后来就不行了。还是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后来小米面饼子里有糠，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核磨出的碴子，拉嗓子。掺假的饼子不好吃，可是萧胜还是吃得挺香。他饿。

奶奶吃得不香。地从食堂打回饭来，掰半块饼子，嚼半天。其余的，都归了萧胜。

奶场的身体原来就不好。她有个气喘的病。每年冬天都犯，萧胜躺在炕上，听奶奶喝喽喝喽地喘。睡醒了，还听她喝喽喝喽。他想，奶奶喝喽了一夜。可是奶奶还是喝喽着起来了，喝喽着给他到食堂去打早饭。

爸爸去年冬天回来看过奶奶。爸爸带回来半麻袋土豆，一串口蘑，还有两瓶黄油。爸爸说，黄油是牛奶炼的，很“营养”，叫奶奶抹饼子吃。奶奶叫爸爸拿回去：“你们吃吧。这么贵重的东西！”爸爸一定要给奶奶留下。奶奶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地拿抹布擦擦。

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能一气走到家。现在不行了，走到歪脖柳树那儿就得歇一会儿。第二年春天，奶奶不行了，她浑身都肿。爸爸赶回来，奶奶已经咽了气。爸爸求木业社把奶奶屋里的躺柜改成一口棺材，把奶奶理了。晚上，坐在奶奶的炕上流了一夜眼泪。萧胜第一次经历什么是“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他哭了，眼泪满湿了枕头。

爸爸把奶奶给萧胜做的两双鞋装在网篮里，把两瓶动都没有动过的黄油也装在网篮里。锁了门，就带着萧胜上路了。

萧胜跟爸爸不熟。他想家，想奶奶，想那棵五脖柳树……汽车到了一个叫沽源的县城，一辆牛车来接他们。他仰面躺在牛车上，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蓝天。牛车真慢，他有时下来掐两朵野花，走一截，又爬上车。牛车走着走着。爸爸说：到了！他坐起来一看，一大片马铃薯，都开着花，粉的、浅紫蓝的、白的，一眼望不到边，像是下了一场大雪。花雪随风摇摆着。不远有一排房子，土墙、玻璃窗。这就是爸爸工作的“马铃薯研究站”。

萧胜就要住在这里了，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奶奶要是一起来，多好。爸爸每天戴个草帽下地跟工人一起去干活，锄山药。有时查资料，看书。妈一早起来到地里掐一大把山药花，一大把叶子，回来插在瓶子里，聚精会神地对着它看，一笔一笔地画。奶奶做的两双新鞋还没有上脚，妈把鞋和两瓶黄油都锁在柜子里。

白天没有事，他就到处去玩，去瞎跑。他到草地里去看牛、看马、看羊。他采了很多蘑菇。他一边用线穿蘑菇，一边流出了眼泪。他想起奶奶，他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食堂的红高梁饼子越来越不好吃，因为掺了糠。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他恨这种掺糖的红高粱饼子，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

大队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这是要干啥呢？爸爸说，要开三级干部会。三级干部会开了三天，吃了三天饭。萧胜每天去打饭，闻到南食堂飘出的各种香味。羊肉、米饭，他倒不稀罕：他见过，也吃过。黄油烙饼他连闻都没闻过。

回家，吃着红高梁饼子，他问爸爸：“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他们开会。”“开会干吗吃黄油烙饼？”“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梁饼子吧！”

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胜的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黄油，启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抓了一把莜麦秸塞进灶火，烙熟了。黄油烙饼发出香味，和南食堂里的一样。妈把黄油烙饼放在萧胜面前，说：

“吃吧，儿子，别问了。”

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

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有删改）

白马庙

汪曾祺

我教的中学从观音寺迁到白马庙，我在白马庙住过一年，白马庙没有庙。这是由篆塘到大观楼之间一个镇子。我们住的房子形状很特别，像是卡通电影上画的房子，我们就叫它卡通房子，前几年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有钱的人多在近郊盖了房子，躲警报，这二年日本飞机不来了，这些房子都空了下来，学校就租了当教员宿舍。这些房子的设计都有点别出心裁，而以我们住的卡通房子最显眼，老远就看得见。

卡通房子门前有一条土路，通过马路，三面都是农田，不挨人家。我上课之余，除了在屋里看书，常常伏在窗台上看农民种田。看插秧，看两个人用一个戽斗戽水。看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用一个长柄的锄头挖地。这个孩子挖几锄头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无字，只有一句，但是很好听，长日悠悠，一片安静。我那时正在读《庄子》。在这样的环境中读《庄子》真是太合适了。

这样的不挨人家的“独立家屋”有一点不好，是招小偷。曾有小偷光顾过一次。发觉之后，几位教员拿了棍棒到处搜索，闹腾了一阵，无所得。我和松卿有一次到城里看电影，晚上回来，快到大门时，从路旁沟里蹿出一条黑影，跑了。是一个俟机翻墙行窃的小偷。

小偷不少，教导主任老杨曾当美军译员，穿了一件美军将军呢的毛料裤子，晚上睡觉，盖在被窝儿上压脚。那天闹小偷。他醒来，拧开电灯看看，将军呢裤子没了。他翻了个身，接茬睡他的觉。我们那时都是这样，得、失无所谓，而可失之物亦不多，只要不是真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怎么着也能混得过去，——这位老兄从美军复员，领到一笔复员费，崭新的票子放在夹克上衣口袋里，打了一夜沙蟹，几乎全部输光。

学校的教员有的在校内住，也有住在城里，到这里来兼课的。坐马车来，很方便。朱德熙有一次下了马车，被马咬了一口！咬在胸脯上，胸上落了马的牙印，衣服却没有破。

镇上有一个卖油盐酱醋香烟火柴的杂货铺，一家猪肉案子，还有一个做饵块的作坊。我去看过工人做饵块，小枕头大的那么一坨，不知道怎么竟能蒸熟。

饵块作坊门前有一道砖桥，可以通到河南边。桥南是菜地，我们随时可以吃到刚刚拔起来的新鲜蔬菜。临河有一家茶馆，茶客不少。靠窗而坐，可以看见河里的船、船上的人，风景很好。

使我惊奇的是东壁粉墙上画了一壁茶花，画得满满的。墨线勾起，涂了很重的颜色，大红花，鲜绿的叶子，画得很工整，花、叶多对称，很天真可爱，这显然不是文人画。我问冲茶的茶倌：“这画是谁画的？”“哑巴。他就爱画，哪样上头都画，他画又不要钱，自己贴颜色，就叫他画吧！”

这两天，我看见一个挑粪的，粪桶是新的，粪桶近桶口处画了一圈串枝莲，墨线勾成，笔如铁线，匀匀净净。不用问，这又是那个哑巴画的。粪桶上插花，真是少见。

听说哑巴岁数不大，二十来岁。他没有跟谁学过，就是自己画。

我记得白马庙，主要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画画的哑巴。

（选自《一草一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