嘱 咐

孙犁

与日寇殊死搏斗了八年的水生，随部队经过平原时，请假回家。他在门口遇见了水生嫂，亲热地喊了一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抽抽搭搭地哭了。水生看见她的白布鞋，知道父亲准是不在了，两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还是水生把门掩好说：“不要哭了，家去吧！”他在前面走，女人在后面跟，走进院里，女人紧走两步赶到前面，到屋里去点灯。

他走进屋，女人从炕上拖起一个孩子来，含着眼泪笑着说：“这是你爹，成天说人家有爹，自己没爹，这不回来了。”说着已经不成声音。水生抱了一会儿孩子，女人又哄她睡了。孩子的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冒起的小水泡，愉快的升起又幸福的降落。她呆望着孩子的脸，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孩子好像是从别家借来的，好像不是她生的，不是她在那潮湿闷热的高梁地里，在那残酷的扫荡里奔跑喘息，丢鞋甩袜抱养大的。她好像不曾在这孩子身上寄托了一切，并且在孩子的身上祝福了孩子的爹“那是远远的人，早一天胜利回来吧！”好像她并没有常常在深深的夜晚醒来，向着那不经事的孩子，诉说着翻来覆去的题目：“你爹哩，他到哪里去了？打鬼子去了……他拿着大枪骑着大马……就要回来了，把宝贝放在马上……多好啊！”现在，丈夫像从天上掉下来，她好像想起了过去的一切，还编排那准备了好几年的话，要向现在已坐到她身边的丈夫诉说了。

水生看着她。离别八年，她好像并没有老多少，今年29岁，头发虽乱而黑，脸孔苍白可两眼里的光还是那么强烈。他望着她身上那自织自纺的棉衣和屋里的陈设，身上心里，都表现出是一种深藏的志气支撑，闯过了无数关口。

鸡叫三遍，女人给水生做了饭吃。这是一个大雾天，地上堆满了霜雪。女人背上冰床，锁了梢门，送丈夫上路。出了村，她要丈夫到爹的坟上去看看。水生说等以后回来再说，女人不肯。她说：“你去看看，爹这一辈子为了我们。八年，你只在家里待了一个晚上，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个人照顾了全家。这是什么太平日子呀？整天介东逃西窜。因为你不在家，爹对我们娘俩，照顾的唯恐不到。只怕一差二错，对不起在外抗日的儿子。每逢夜里一有风声，他老人家就先在院里把我叫醒，说，水生家起来吧， 给孩子穿上衣裳。不管是风里雨里，多冷多热，老人背上孩子跑，累得哮喘咳嗽。是这苦日子、遭难的日子、担惊受怕的日子把老人家累死。还有那年大饥荒……”

在河边，他们上了冰床。女人轻轻跳上后尾，像只蜻蜓爬上草。轻轻用竿子一点， 冰床就飞起来，像离开冰面行走，摧起的冰屑打起团团旋花。她的围巾向后飘起来，脸冻得通红，嘴里却冒着热气。前面一条窄小的冰缝，水在里面汹汹的流，她只说了声“小心”，两脚轻轻用劲，冰床像受惊的蛇，抬起头来窜了过去。水生警告她：“你疯了吗？慢些！”女人没言语，呆望着丈夫，停了一会儿，轻轻的喘了两口气，说： “你知道，我心里很乱。八年我才见到你，又送你去。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为什么急着把你送到战场去？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得回来，和我见面。我们这些留家里的女人，最盼胜利。我们在地洞里、在高梁地里等这一天。这天来了，我们的高兴是不能和别人说的。进攻我们的敌人，是坐飞机来的；他们躲在后方，妻子团聚了八九年。他们来了，可把我们的幸福打破了，他们打破了我们的心，他们罪孽这么重，一定要把他们全消灭！”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了。

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

水生坐在台阶上说：“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他们几个呢？”

水生说：“还在区上。爹哩？”

“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青春余梦

孙犁

我住的大杂院里，有一棵大杨树，树龄至少有七十年了。

它有两围粗，枝叶茂密。经过动乱、地震，院里的花草树木，都破坏了，唯独它仍然矗立着。这样高大的树木，在这个繁华的大城市，确实少见了。

我幼年时，我们家的北边，也有一棵这样大的杨树。我的童年，有很多时光是在它的下面，它的周围度过的。我不只在秋风起后，在那里拣过杨叶，用长长的柳枝穿起来，像一条条的大蜈蚣；在春天度荒年的时候，我还吃过杨树飘落的花，那可以说是最苦最难以下咽的野菜了。

现在我已经老了，蛰居在这个大院里，不能再向远的地方走去，高的地方飞去。每年冬季，我要生火炉，劈柴是宝贵的，这棵大杨树帮了我不少忙。霜冻以后，它要脱落很多干枝，这种干枝，稍稍晒干，就可以生火，很有油性，很容易点着。每听到风声，我就到它下面去拣拾这种干枝，堆在门外，然后把它们折断晒干。

在这些干枝的表皮上，还留有绿的颜色，在表皮下面，还有水分。我想：它也是有过青春的呀！正像我也有过青春一样。然而它现在干枯了，脱落了，它不是还可以帮助别人生起火炉取暖吗？

我的青春的最早阶段，是在保定育德中学度过的。保定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荒凉的城市，但也是很便于读书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我待了六年时间。在课堂上，我念英语，演算术。在课外，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领了一个小木牌，把要借的书名写在上面，交给在小窗口等待的管理员，就可以拿到要看的书。图书管理员都是博学之士。星期天，我到天华市场去看书，那里有一家卖文具的小铺子，代卖各种断书。我可以站在那里翻看整整半天，主人不会干涉我。我在他那里看过很多种新书，只买过一本。这本书，我现在还保存着。我不大到商务印书馆去，它的门半掩着，柜台很高，望不见它摆的书籍。

读书的兴趣是多变的，忽然想看古书了；又忽然想看外国文学了；又忽然想研究社会科学了，这都没有关系。尽量去看吧，每一种学科，都多读几本吧。

后来，我又流浪到北平去了。除了买书看书，我还好看电影，好听京戏，迷恋着一些电影明星，一些科班名角。我住在东单牌楼，晚上，一个人走着到西单牌楼去看电影，到鲜鱼口去听京戏。那时长安大街多么荒凉，多么安静啊！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

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

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我们要呼喊。

无论保定还是北平，都曾使我失望过，痛苦过。但也都给过我安慰和鼓舞，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我在那里得到过朋友们的帮助，也爱过人，同情过人。写过诗，写过小说，都没有成功。我又回到农村来了，又听到杨树叶子，哗哗地响着。

后来，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关于这，我写得已经很多了。

战争，充实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我的青春。

我的青春，价值如何？是欢乐多，还是痛苦多？是安逸享受多，还是颠沛流离多？是虚度，还是有所作为？都不必去总结了。时代有总的结论，总的评价。个人是一滴水，如果滴落在江河，流向大海，大海是不会涸竭的。正像杨树虽有脱落的枝叶，它的本身是长存的。我祝愿它长存！

1982年12月6日清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