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睛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几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地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

麦收

孙犁

1939年，冀中解放区小麦黄梢的时候。

二梅在街上来回地吹着笛子。青年妇女们一个一个从自家大门里走出来。她们站在那新刷写上晋察冀边区“双十纲领”的高房下面的大槐树树阴里。她们简直是挤在一块儿，手里的铲镐碰得叮当乱响，还夹着清脆的说笑声。队伍站得整整齐齐，风吹动树枝筛下的阳光，在她们的头上、衣服上游动，染成各色各样的花。二梅站在队前问：“你们拿着家伙干什么呀？”“挖沟！”大家一齐大声地回答。

“对了。驻在咱村的队伍，今天下午去打击敌人，这是为了保护咱们的麦子。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把接村路挖通！”二梅用高粱秆分好段，用铁铲划上印，说：“来吧，两个人挖一段，一把铁铲一把镐。”

队上的指导员从一块麦地里走出来，后面跟着个背大枪的矮个子通讯员。在村里住长了，他认识二梅。他说：“部长领导得好，真积极！”二梅也直起身子笑着说：“指导员，我们弄好了路，你们抓不住鬼子，叫他们冲过来，我们可批评你！”指导员说：“好，好，好。你听枪响吧！”指导员穿进另一块麦地，他的衣服和麦子一个颜色，麦穗打到他腰里。那个通讯员却淹没在麦地里了，只有那黑黝黝的枪口露在外头。不久，这枪口也消失不见了，一只布谷鸟像是受了惊，慌慌张张地从东边飞过来，一声连着一声叫着：“莫黄莫割——莫黄莫割！”

“嘎勾——”东边响了一声枪。妇女们拖着铁镐和铲从道沟里跳上来，向东边张望。枪声响得越来越密，越来越急，也越来越近了。二梅的脸有些青白。东边卷起了一团烟，罩住了金黄的麦子。机枪声、炮声，好像压低了那里的麦子。炮弹炸碎我们的土地，土地飞到半天空，那里面有多少炸碎了的金黄的麦穗！二梅知道这是敌人的炮，在那里作战的同志们是不是受了伤呢？她喊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傻站着了，快回家抬担架，预备鸡蛋和水！”

当她们抬了几副担架回来，枪声停了，那一团烟也远了。但是枪声很响很急，二梅知道这是我们的军队追赶敌人了。她们很快向那里跑去。我们的军队把敌人赶回窝里，才停下来。二梅她们抬回受伤的指导员和他那矮矮的通讯员。这两个同志去夺敌人的重机枪，受了伤。她们把夺来的重机枪也放在一副担架上，还空着一副担架。她们回来，路过二梅家的地边，爷爷正靠在一个捆了牛腰粗的大麦个上等候，他担心他的孩子，眼望着东边的路。二梅说笑着回来了，看见爷爷，她说：“把麦个放在担架上，我们给你抬回去！”老头子听了孙女儿的话，真的把麦个放在担架上，飞快地往村里去了。

第一副担架上是指导员，第二副担架上是通讯员，第三副担架上是重机枪，第四副担架上是麦子。老头子跟在后面，打着火抽着烟。太阳已经有一半落到远远的西山里去了，在它上面是一团团千变万化的云彩——那在老人眼里，是一只虎，一只豹，一匹飞马，一只老鹰。

晚上，奶奶又把饭放在那里，小桌上却有了白面饼。爷爷回来，二梅回来。奶奶说：“你今儿个更有功了，奶奶给你烙了白面饼，快点吃！”二梅说：“有功的是人家队伍上的人，有功的是指导员和通讯员，人家夺了敌人一挺重机枪，受了伤，先慰劳他们吧！”二梅带了自家的饼还有别人家的鸡蛋到指导员那里去，指导员和通讯员的伤口全包扎好了，躺在院当中月亮地里的软床上。

田野里是收割麦子和打场的声音，风吹来薄薄的小麦的香味。二梅和她的两个小组长站在受伤人的床前，念着妇救会的慰问信。二梅又念了她自己的慰问信。她念着，她述说自己原是这样一个孩子，从小没了娘，在野地里，春天挑野菜，秋天拾庄稼，冬天割柴草，风吹着，雨打着，长到十五岁。八路军来了，是正好的年岁，赶上了正好的年岁。这样她就不再走奶奶的路，娘的路。一条完全崭新的路，在她眼前打开了。她的声音是那么庄严、热情和诚恳，感动得受了伤的人硬支起身来，严肃地听着。

(选自《孙犁作品精编》，有删改)

鱼苇之事

孙犁

很多年不到白洋淀去，关于菱茨鱼苇之事，印象也淡了。近日，一位妇女，闲时和我谈些她家乡的事，引起我对水乡的怀念。

她家住在D村。这个小地方，曾有一京二卫三D村之称。原来是个水旱码头，很是繁华热闹。大清河在村南流过，下水直达天津。又是一个闸口，每天黄昏，帆樯林立。旱路通往保定，是过路客商打尖的地方。我记得在同口教书时，前往保定，就是在这里吃午饭，但当时的街道市面，都忘记了。

她家很贫苦，父亲好赌博，曾在赌场上把土改分得的地当场卖掉，家里的人都哭了。但他有妻子和五个小孩，也要照顾一家人的衣食。一年之中，他除去赌博，不是给人家去打坯，换些粮食；就是在河边治鱼，卖些零钱。

她是头大的孩子，很小就知道为生活操劳了。她先学会编席，母亲告诫她，织席这勾当，“抬头误三根，低头一大片”，整天忙得连梳头洗脸的工夫都没有。母亲见她太疲乏、太困倦，就给她讲故事。她回忆说，那些故事，古老，冗长，千篇一律。故事中，总是有一个傻子，傻子又总是很走运，常常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娶到漂亮的媳妇，发家致富。

有一年，发了一场大水，她家的房被冲倒了，于是一家人只能搬到堤坡上，临时搭了一间小屋。秋后，水渐渐落去，河里出了鱼，全村的人，买网捕捞。买一片大缯，要一百多元，她家买不起。父亲买了几丈蚊帐布，缝制了一具小缯。小网有小网的好处，除去她父亲，母亲和她都可以去搬缯捕鱼了。

鱼实在很多，特别是一种名叫石鲢的小鱼，浮满了河面。这种小鱼，一寸多长，圆身子黑花条，没有刺，油很多。炖熟了，上面漂着一层黄油，别提多香了。外地的鱼贩子都来了，就地收货加工。但因为鱼太多，后来就只收大鱼，不收小鱼。

她只好自己卤了，和大弟弟挑到上高地集市上去卖。她从小逃过荒，出过工，也作过运输，就是没有卖过东西。她看好一个地段，把鱼放在地下，和弟弟站在那里，弟弟比她还腼腆，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家的鱼。赶集的人从他们眼前走过，可是没有一个人照顾他们的鱼。她想吆喝几声，心里十分害臊，喊不出来，最后还是红着脸吆喝起来：

“买鱼呀，好香的鱼！”

过了一会儿，又喊：

“买鱼呀，贱卖呀！”

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几个人蹲在她们的摊子前面了。

买卖开始了，她掌秤，弟弟收钱。卖出几份以后，围上来的人更多了，你挑我拣，她简直忙不过来。她忽然看见有一张五元的票子，掉在了她的筐子下面。她看好一个空子，赶紧捡起来，扔进书包。

她很兴奋，买卖做得也很顺利，不到晌午，鱼就卖完了，一共卖了十多元。赶紧收摊，带着弟弟去赶集。

她手里有十五元钱。她手里从来没有这么多的钱，但她除去衣食二字，没有想到要买什么别的东西，她首先想到的是父亲。

“谁要这件皮袄？”

有一个老太太，提着一件破旧的短皮袄，在大声吆喝。她心里一动。天渐渐凉了，父亲一早一晚还要去河上搬缯。她只见过别人家的老人穿皮袄。她从来也没想到过自己的父亲穿皮袄，现在，好像父亲也有穿一件皮袄的份儿了。

她走上前去，摸了摸皮袄。毛色很旧，有的地方还露着皮子。但这总是一件皮袄。她问：

“多少钱？”

“不还价，你给十五元。”老太太说。

“值吗？”

“不值，你就走你的。”老太太又吆喝起来。

她走了几步，终于又回去，把钱交给老太太，换来这件皮袄。

回家的路上，虽然天气并不冷，她还是往自己身上披了披这件皮袄，确实暖和呀。

现在，父亲早已去世，她讲起这段事情，还很得意。

她对我说，为了不再织席，她和家在这个大城市的人结了婚，现在很少再回娘家住。那里的河，早已经干了，更不会有鱼；也没有人再织席，人们有别的致富之路了。

我听到的，好像也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风云初记（节选）

孙犁

第二天清早，她（秋分）就同高翔和李佩钟上了一辆大汽车，回深泽来。她们路过蠡县、博野、安国三个县城和无数的村镇，看到：从广大的农民心底发出的、激昂的抗日自卫的情绪，正在平原的城镇、村庄、田野上奔流，高翔到一处，就受到一处的热烈欢迎。

黄昏的时候,她们到了子午镇。秋分一下车,就有人悄悄告诉她: “庆山回来了,现在五龙堂；你们坐汽车,他赶回来了一群羊！”

秋分没站稳脚,就奔到河口上来。船上的人和她开玩笑说: “不回来,你整天等,整宿盼；一下子回来了,你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在船上,秋分就看见在她们小屋门口,围着一群人。在快要下山的，明静又带些红色的太阳光里，有一个高高的个儿，穿一身山地里浅蓝裤褂的人，站在门前，和乡亲们说笑。她凭着夫妻间难言的感觉，立时就认出那是自己一别十年的亲人。

她从船上跳下来，腿脚全有些发软，忽然一阵心酸，倒想坐在河滩上嚎啕大哭一场。

人们冲着她招手、喊叫，丈夫也转过身来望着她，秋分红着脸爬上堤坡。

乡亲们见她来了，说笑着走散了，庆山望着她笑了笑，也转身进小屋里去。公公从河滩里背回一捆青草，撒给那几只卧在小南窗下面休息的山羊。

高四海摸着一只大公羊的牴角说：“你也还没有吃饭吧？快到屋里和他一块儿做点吃的。”

秋分走进屋里来，好像十年以前下了花轿，刚刚登上这家的门限。她觉得这小屋变得和往日不同，忽然又光亮又暖和了。自己的丈夫，那个高个儿，正坐在炕沿上望着她，她忍不住热泪，赶快走到锅台那里点火去了。她家烧的是煤，埋在热灰下面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她的手一触风箱把，炉灶里立时就冒起青烟，腾起火苗儿的红光来。望着旺盛的火，秋分的心安静下来。她把瓦罐里的白面全倒出，用全身的力量揉和了，细心切成面条儿，把所有的油盐酱醋当了佐料。水开了，她揭开锅盖，滚腾的水纷纷窜了出来，秋分两手捧着又细又长、好像永远扯不断的面条儿，下到锅里去。

忽然，在炕角里，有一个小娃子尖声哭叫了起来。高庆山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一个不到两生日的孩子睡醒了，抓手揪脚的哭着。

“唔！这是哪里来的？”庆山立起身来，望着秋分。“哪里来的？”秋分笑着说，“远道来的。你不用多心吧，这是今年热天，一个从关东逃难来的女人，在河口上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咱爹叫把这孩子收养下来。要不，你哪里有这么现成的儿子哩！”

庆山笑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好像是抱起了他的多灾多难的祖国，他的眼角潮湿了。

吃饭的时候，高翔赶来了，两个老同志见面，拉着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庆山从里边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高翔说：“这是我的介绍信，组织上叫我交你的，还怕路上不好走，叫我换了一身便衣，赶上一群山羊。路上什么事也没有，没想到和你碰的又这样巧。”

高翔看完了信说：“你来的正好。在军事上，我既没有经验，新近遇到的情况又很复杂。你先不用到高阳去，就帮我在这里完成一个任务吧！”

庆山正要问什么任务，高翔的爹领着小女孩来看儿子了。

秋分拉着小女孩问：“你找谁来了？”

小女孩慢腾腾的说：“俺爹！”

秋分指着高翔，小女孩没想到她的爹竟是一个完全面生的人，不敢走过去，高翔过来把她抱起。

秋分又逗她：

庆山对高翔说：“我好像从没见过她，长的这样高了！”

秋分说：“你哪里见过她，你们走的时候，她娘刚刚坐了月子！”

高翔拍拍怀里的孩子，放在地下，笑着说：“我马上要和庆山哥谈谈这里的情况，开展工作，你们先到外边去玩一会儿。”

高四海、高翔的父亲抱着孩子出去了，秋分噘着嘴说：“我听听也不行吗？”

“不行，”高翔说，“我们还没正式接上关系哩，分别了十年，回头我还得考察考察你的历史！”

“等着你考察！”秋分给他们点着灯，就扭身走了。

他两个在屋里谈着，秋分她们就坐在堤坡上等着，天上出着星星，高翔的小女孩指着：

“又出来一颗，爷爷，那边又出来了一颗！”

一直等到满天的星斗出全了，他们还没有谈完。高翔的父亲对高四海说：“你说盼儿子有什么用，盼的他们回来，倒把我们赶到漫天野地里来了。”

高四海抽着烟没有说话，大烟锅里的火星飞扬到河滩里去。儿子回来，老人高兴，心里也有些沉重。他们回来了，他们又聚在一起商议着闹事了。那些狂热，那些斗争、流血的景象和牺牲了的伙伴的声音、面貌，一时又都在老人的眼前，在晚秋的田野里浮现出来，旋转起来。老人有些激动，也感到深深的痛苦。自从儿子出走，斗争失败，这十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当爹娘的，当妻子的是怎样熬过了这十年的白天和黑夜啊？再闹起来！那次是和地面上的土豪劣绅，这次是和日本。人家的兵强马壮，占了中国这么大的地面，国家的军队全叫人家赶的飞天落地，就凭老百姓这点土枪土炮，能够战胜敌人？他思想着，身边的草上已经汪着深夜的露水，高翔的小女孩打着呵欠躺在她爷爷的怀里睡着了。

（节选自孙犁《风云初记》）

山地回忆

孙  犁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地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登在那块石头上，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是装卫生！你们尽笑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尿，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和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五天后，我穿上了新袜子。女孩子用给她父亲做袜子的布，先给我做了穿上。

女孩子的父亲，现在地在地里没活了，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

“等赚了钱，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

大伯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半个月后，在曲阳，大伯买了架好织布机，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得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1949年12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