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战士

孙犁

那年冬天,我住在一个叫石桥的小村子。村子前面有一条河,搭上了一个草桥。天气好的时候,从桥上走过,常看见有些村妇淘菜;有些军队上的小鬼,打破冰层捉小沙鱼,手冻得像胡萝卜,还是兴高采烈地喊着。

这个冬季,我有几次是通过这个小桥,到河对岸镇上,去买猪肉吃。掌柜是一个残疾军人,打伤了右臂和左腿。这铺子,是他几个残疾弟兄合股开的合作社。

第一次,我向他买了一个腰花和一块猪肝。他摆荡着左腿,用左手给我切好了。一般的山里的猪肉是弄得粗糙的,猪很小就杀了,皮上还带着毛,涂上刺眼的颜色,煮的时候不放盐。当我称赞他的肉有味道和干净的时候,他透露聪明地笑着,两排洁白的牙齿,一个嘴角往上翘起来,肉也多给了我一些。

第二次,我去是一个雪天,我多烫了一壶小酒。这天,多了一个伙计:伤了胯骨,两条腿都软了。

三个人围着火谈起来。

伙计不爱说话。我们说起和他没有关系的话来,他就只是笑笑。有时也插进一两句,就像新开刃的刀子一样。谈到他们受伤,掌柜望着伙计说“先还是他把我背到担架上去,我们是一班,我是他的班长。那次追击敌人,我们拼命追,指导员喊,叫防御着身子,我们只是追,不肯放走一个敌人!”

“那样有意思的生活不会有了。”

伙计说了一句,用力吹着火,火照进他的眼,眼珠好像浮在火里。掌柜还是笑着,对伙计说:“又来了,”他转过头来对我,“他沉不住气哩,同志。那时,我倒下了,他把我往后背了几十步,又赶上去,被最后的一个敌人打穿了胯。他直到现在,还想再干干呢!”

伙计干脆地说:“怨我们的医道不行么!”

“怎样?”我问他。

不能换上一副胯骨吗,如能那样,我今天还在队伍里。难道我能剥一辈子猪吗?”

“小心你的眼”!掌柜停止了笑对伙计警戒着,使我吃了一惊。

“他整天焦躁不能上火线,眼睛已有毛病了。”

我安慰他说,人民和国家记着他的功劳,打走敌人,我们有好日子过。

“什么好的生活比得上冲锋陷阵呢?”他沉默了。

第三次我去,正赶上他两个要去赶集,我已经是熟人了,掌柜的对伏在锅上的一个女人说：“照顾这位同志吃吧。新出锅的,对不起,我不照应了。”

那个女子个子很矮,衣服上涂着油垢和小孩尿,正在肉皮上抹糖色。我坐在他们的炕上,炕头上睡着一个孩子,放着一个火盆。

女人多话,有些泼。她对我说,她是掌柜的老婆,掌柜的从一百里以外的家里把她接来,她有些抱怨,说他不中用,得她来帮忙。

我对她讲,她丈夫的伤,是天下最大的光荣记号,她应该好好帮他做事。这不是一个十分妥当的女人。临完,她和我搅缠着一毛钱,说我多吃了一毛钱的肉。我没办法,照数给了她,但正色说：“我不在乎这一毛钱,可是我和你丈夫是很好的朋友和同志,他回来,你不要说,你和我因为一毛钱搅缠了半天吧!”

这都是一年前的事了。第四次我去,是今年冬季战斗结束以后。一天黄昏,我又去看他们,他们却搬走了,遇见一个村干部,他和我说起了那个伙计,他说:“那才算个战士!反‘扫荡’开始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准备在附近作战,我派了人去抬他们,因为他们不能上山过岭。那个伙计不走,他对去抬他的民兵们说:你们不配合子弟兵作战吗?民兵们说:配合呀!他大声喊:好!那你们抬我到山头上去吧,我要指挥你们!民兵们都劝他,他说不能因为抬一个残废的人耽误几个有战斗力的,他对民兵们讲:你们不知道我吗?我可以指挥你们!我可以打枪,也可以扔手榴弹,我只是不会跑罢了。民兵们拗他不过,就真的带好一切武器,把他抬到敌人过路的山头上去。你看,结果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临别他说:“你要找他们,到城南庄去吧,他们的肉铺比以前红火多了!”

一九四一年于平山

(有删改)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也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有关，丈夫还没有回来。

嘱咐

孙犁

水生望着树林的疏密，辨别自己的村庄，他的家就在白洋淀边上。与日寇殊死搏斗了八年的水生，随部队经过平原时，请假回家。家近了，就要进家了！他想起许多事。父亲确实的年岁忘记了，是不是还活着？父亲很早就有痰喘的病。还有自己女人，正在青春，一别八年，分离时她肚子里正有一个小孩子。房子烧了吗？他走的很慢，他从积满泥水和腐草的水洼望过去，微微地可以看见白洋淀的边缘。

他在门口遇见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里悄悄地关闭那外面的梢门。水生热情地叫了一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搭搭地哭了。水生看见她脚上那白布封鞋，就知道父亲准是不在了，心里一阵痛，站了一会没动。

他走进屋里，女人从炕上拖起一个孩子来，含着两眼泪水笑着说：“来，这就是你爹，天天闹看见人家有爹，自己没爹，这不现在回来了。”说着已经不成声音。

那孩子从睡梦里醒来，好奇地看着这个生人，这个“八路”。水生抱了孩子一会，说：“还睡去吧。”

女人安排着孩子睡下，盖上被子。孩子却圆睁着两眼，再也睡不着。

女人说：“你想过家吗？”

水生说：“想过。”

“在什么时候？”

“闲着的时候。”

“什么时候闲着？……”

“打过仗以后，行军歇下来，开荒休息的时候。”

“你这几年不容易呀？”

“嗯，自然你们也不容易。”水生说。

“嗯？我容易，”她有些气愤地说着，把饭端上来，放在炕上：“爹是顶不容易的一个人，他不能看见你回来……”她坐在一边看着水生吃饭，看不见他吃饭的样子八年了。水生想起父亲，胡乱吃了一点，就放下了。

孩子睡着了，睡得是那么安静，那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冒起的小水泡，愉快地升起，又幸福地降落。女人呆望着孩子的脸。她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好像不是她生出，不是她在那潮湿闷热的高梁地，在那残酷的“扫荡”里奔跑喘息，丢鞋甩袜抱养大的，她好像不曾在这孩子身上寄托了一切，并且在孩子的身上祝福了孩子的爹：“那走得远远的人，早一天胜利回来吧！”好像她并没有常常在深深的夜晚醒来，向着那不懂事的孩子，诉说着翻来复去的题目：“你爹哩，他到哪里去了？打鬼子去了……他拿着大枪骑着大马……就要回来了，多好啊！”

现在，丈夫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她好像是想起了过去的一切，还编排那准备了好几年的话，要向现在已经坐到她身边的丈夫诉说了。

“你能猜一猜我们想你的那段苦情吗？”

“猜不出来。”水生笑了笑。

“我们想你，我们可没有想叫你回来。那时候，日本人就在咱村边。可是在黑夜，一觉醒了，我就想：你如果能像天上的星星，在我眼前晃一晃就好了。可是能够吗！”

从窗户上那块小小的玻璃上结起来的冰花，知道夜已经深了。水生说：“明早就要去参加保卫冀中平原的战斗。”

女人呆了。她低下头去，又无力地仄在炕上。过了好半天，她说：“那么就赶快休息休息吧，明天我撑着冰床子去送你。”

鸡叫三遍，女人就先起来给水生做了饭吃。这是一个大雾天，地上堆满了霜雪。女人把孩子叫醒，穿得暖暖的，背上冰床，锁了梢门，送丈夫上路。

在河边，他们上了冰床。女人站在床子后尾，撑起了竿。女人是撑冰床的好手，她逗着孩子说：“看你爹没出息，当了八年八路军，还得叫我撑冰床子送他！”

她轻轻地跳上冰床子后尾，像一只雨后的蜻蜓爬上草叶。轻轻用竿子向后一点，冰床子前进了，像离开了强驽的箭，摧起的冰屑，在它前面打起团团的旋花。

太阳从冰面上升起来，冲开了雾，形成了一条红色的胡同，扑到这里来，照在冰床上。女人说：

“爹活着的时候常说，水生出去是打开一条活路，打开了这条活路，我们就得活，不然我们就活不了。八年，他老人家焦愁死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和日本一样，想把我们活着的人完全逼死！”

“你应该记着爹的话，向上长进，不要为别的事情分心，好好打仗。八年过去了，时间不算不长。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

在被大雾笼罩，杨柳树环绕的丁家坞村边，水生下了冰床。

女人忍住眼泪，笑着说：“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一九四六年河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