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人有各人的境界，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人所有的境界，由低到高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看见一棵树，但不知道那就是树，今天看见一棵树，明天又看见一棵树，看到一千天，他才知道那就是树。此时，“树”并不是第一千零一稞树，而是树的概念。如果他进一步了解到什么是概念，而又自觉其了解，他的精神境界就开始进入概念世界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是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者。一只猫，它知道饿了就吃，累了就睡，看见可怕的东西就跑。人就不然了。人不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

金岳霖曾说“哲学是概念的游戏”，他用了一个似乎自我解嘲的词。人们或许以为这句话是一个戏论，这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同人的精神境界联系起来。一个人所有的概念就是他的精神境界：一个人所有的概念的高低，就分别出他的精神境界的高低。例如一个人没有宇宙这个概念，他就根本不可能有“天地境界”。

明代杨椒山就义时曾作二诗，一日：“浩气反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二日：“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平生未报思，留作忠魂补。”一般看来，两首诗是同等地位，但其实迥然不同。第一首是就人与宇宙关系而言，是为天地境界中的话。第二首就君臣关系而言，是为道德境界中的话。

又如张巡、颜杲卿死于王事，其行为本是道德行为，人也在道德境界。但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说，“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此等行为意义又不同，虽本是道德行为，但《正气歌》以之与“天地有正气”连接起来，则是从天地境界的观点看这些行为，又不止是道德行为了。这些分别，以前儒家的人似未看清楚。

这里就牵涉到宋明理学中，理学和心学长期争执的一个问题：在修养功夫中“理”的地位。

程颢说：“学者需要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素。”一方面“浑然与物同体”，这是直觉。一方面又需要“识得此理”，此理是个概念。直觉所得，须用概念固定，这是概念在哲学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概念在哲学中不可少。没有受益于哲学的人，当然也有他的精神境界，那就是自然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圣贤，都指人的精神境界而言。柏拉图《理想国》中说，一个人如果真正了解什么是概念，他就像一个长期被监禁在洞穴中的人，一旦被释放出来，忽然看见天地广大，日月光明。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以当“理想国”的王，所谓的“哲学王”。“哲学王”类似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圣王”，追求至高的精神境界，从而使自己的灵魂达致一种理性状态，他们所行之道，称为“内圣外王之道”。

(摘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有删改)

我于1915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1917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1918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1922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

有一个中国的中年教育工作者，当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她公开地说：“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

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为蔡先生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内，到会的人很多，座无虚席。蔡先生一进了会场的门，在座的人呼的一声都站起来了，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的整齐，好像是听到一声口令。其实并没有什么口令，也没有人想到要有什么口令，他们每一个人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一起站起来了。蔡先生在发言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术，能点石成金。这个朋友对这个人说：我能点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这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个手指头。全场哄然大笑。蔡先生接着说：“诸位同学到国外留学，学一门专业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个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蔡先生的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言语，使几百个到会的人都高高兴兴地满意而去。

我想他们是应该满意的。他们也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种精神境界的大门口，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觉，他们也会这样说。

后来我的学习深入了一步，对于这种精神境界的内容也逐渐有所认识，有所理解，有所体验。我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句成语把它总括起来，这句成语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我很欣赏宋朝道学家程明道的一首诗，诗说：“年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这首诗的第一、二句是说他的生活状况，第三、四句是说“道中庸”，第五、六句是说“极高明”，第七、八句是说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成为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我认为，蔡先生的精神境界和气象是和程明道相类似的。现代的人谁也没有见过程明道，但是，他的学生们所形容的话是有记录的，我是把这些记录和我心目中的蔡先生相比较而说上边那句话的，相信不会有大错。

所谓六艺乃春秋时固有之学问，先孔子而存在，孔子实未制作之。但孔子虽未曾制作六艺，而却曾以六艺教弟子。故后人以六艺为特别与孔子有密切关系，亦非毫无根据。以六艺教人，并不必始于孔子，据《国语》，士亶教楚太子之功课表中，已有“诗”“礼”“乐”“春秋”“故志”等。但此等教育，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受。不但当时之平民未必有机会受此等完全教育，即当时之贵族亦未必尽人皆有受此等完全 教育之机会。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到鲁方能见各国之诗与乐，可见“乐”“诗”各书，在当时乃是极名贵的典籍学问。

孔子则抱定“有教无类”之宗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如此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凡缴学费者即收，一律教以各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典籍，此实一大解放也。故以六艺教人，或不始于孔子；但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民众化，实始于孔子。以后各家蜂起，竞聚生徒，然此风气实孔子开之。

孔子之讲学，又与其后别家不同。别家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墨家弟子诵《墨经》。但孔子则是教育家。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所以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庄子•天下篇》 讲及儒家，即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六者正是儒家教人之六种功课。

惟其如此，所以孔子弟子之成就，亦不一律。《论语》谓：“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孔子教弟子，完全欲使之成“人”，不是教他做一家的学者。孔子又继续不断游说于君，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此等举动，前亦未闻，而以后则成为风气；此风气亦孔子开之。

再说孔子以前，未闻有不农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讲学为职业，因以谋生活之人。古时除贵族世代以 做官为生者外，吾人亦尝闻有起于微贱之人物。此等人物，在未仕时，皆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以维持其生活。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股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孔子以前，不仕而又别不事生产者，实未闻有人。《左传》中说冀缺未仕时，亦是 以农为业。孔子早年，据孟子说，亦尝为贫而仕，“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孟子•万章下》）。 但自大收学生以来，即纯以讲学为职业，为谋生之道。不但他自己不治生产，他还不愿教弟子治生产。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他这种不治生产的办法，颇为其时人所诟病。据《论语》所说，荷筱丈人谓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此外《庄子》亦载盗跖谓孔子：“尔作言 造语，妄称文武。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庄子》中所说，不可认为实事。但此等批评，则是当时可能有者。

观此可知儒家之一种风气。惟其风气如此，于是后来即有一种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产而专待人之养己。此士之阶级，孔子以前，似亦无有。以前所谓士，多系大夫士之士，或系男子军士之称，非后世所谓士农工商之士也。此种士之阶级只能做两种事情：即做官与讲学。此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即是此阶级之创立者，至少亦是其发扬光大者。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