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15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1917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1918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1922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

有一个中国的中年教育工作者，当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她公开地说：“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

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为蔡先生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内，到会的人很多，座无虚席。蔡先生一进了会场的门，在座的人呼的一声都站起来了，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的整齐，好像是听到一声口令。其实并没有什么口令，也没有人想到要有什么口令，他们每一个人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一起站起来了。蔡先生在发言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术，能点石成金。这个朋友对这个人说：我能点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这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个手指头。全场哄然大笑。蔡先生接着说：“诸位同学到国外留学，学一门专业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个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蔡先生的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言语，使几百个到会的人都高高兴兴地满意而去。

我想他们是应该满意的。他们也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种精神境界的大门口，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觉，他们也会这样说。

后来我的学习深入了一步，对于这种精神境界的内容也逐渐有所认识，有所理解，有所体验。我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句成语把它总括起来，这句成语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我很欣赏宋朝道学家程明道的一首诗，诗说：“年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这首诗的第一、二句是说他的生活状况，第三、四句是说“道中庸”，第五、六句是说“极高明”，第七、八句是说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成为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我认为，蔡先生的精神境界和气象是和程明道相类似的。现代的人谁也没有见过程明道，但是，他的学生们所形容的话是有记录的，我是把这些记录和我心目中的蔡先生相比较而说上边那句话的，相信不会有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