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有人对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中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读了几年大学，还不如中学毕业就去做生意的同学，人家都有车有房了，自己却什么都没有……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梦想，的确没那么简单。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见识丰盈以及塑造人的价值观，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的上升通道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2017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在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唯独对其中的书本不屑一顾，最后却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进入社会后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了。读书又有何用？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并且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2017年1月4日“红网”，有删改）

河南省卫辉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薛屯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都会有三五名学生考上全国各地的大学。近些年，该村考上大学的学生数量成倍上升，截止到目前，该村已经出了200多名大学生。甚至一条街上竟然有多名博士生。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却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介制、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2016年3月1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几百年来，苏子提出的“诗中有画”这个观点，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我想大家读王维诗，一定像《红楼梦》里的香菱一样，分明是感到了一种画意，所以才会对苏东坡的见解产生共鸣，关键是对这种画意究竟该如何看待。

莱辛曾说：“一幅诗的图画并不一定就可以转化为一幅物质的图画。诗人在把他的对象写得生动如在眼前，使我们意识到这对象比意识到他的语言文字还更清楚时，他所下的每一笔和许多笔的组合，都是具有画意的，都是一幅图画。因为它能使我们产生逼真的幻觉，在程度上接近于物质的图画特别能产生的那种逼真的幻觉。”这是说，诗的语言有一种造型能力，能像画一样给人近似直观的印象。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确有一种宛然在目的逼真感。

但即便如此，也别忘了香菱的鉴赏经验：“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这“合上书一想”乃是调动记忆表象的过程，没有读者经验的参与，任何诗都只是一堆语词和概念，和绘画毫不相干。按克罗齐的说法，“凡是有艺术感的人，都会从一行诗句中，从诗人的一首小诗中既找到音乐性和图画，又找到雕刻力和建筑结构”。如果说这一结论略显武断，那么我们可以将命题的外延缩小，说凡是有一定美术修养的人都能从诗歌中读到画意。事实上，正像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说的，“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如何看见它，这是依影响我们的艺术而决定的”。或者像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夫林说的：“人们看见的总是他们所寻找的东西，而且这要求有一个长期的教育来克服天真的知觉，因为它与客体在视网膜上的反映毫无关系。”

“诗中有画”从根本上说，乃是经受美术熏陶的读者用一种特定的欣赏方式(画家的认知框架)去读王维的结果——苏东坡并不是这种读者中最早的一位，更早还有殷璠，他已看到了王维“着壁成绘”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王维；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画面。如果读者习惯于从这种美术的角度，从语言的造型能力去欣赏诗的话，那么从曹植、陶渊明到杜甫诗都被看出画意，而且当然也可以分析其构图取景着色的特征。苏东坡不就读出了“少陵翰墨无形画”吗？朱子也曾称赞杜甫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只不过老杜不传画笔，无从捕风捉影；而王维兼擅丹青，遂予人以口实。其实身为画家的诗人，也有诗中无画的，比如顾况也是名画家，他的诗就缺乏造型的兴趣。对这种情形，我们将如何解释呢？

看来，诗中有画无画并不取决于作者是否为画家，强调王维“诗中有画”及与绘画的关系，非但不能突出王维的独特性，某种程度上恰恰遮蔽了形成王维诗风的更本质的东西。我发现当代最早的王维研究专家陈贻焮先生几乎不谈“诗中有画”，他认为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征是“注意把握并描写客观景物作用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浑然一体的整个印象”。另外，不属于汉字文化圈而对中国诗歌有良好感觉的斯蒂芬•欧文教授，在《盛唐诗》里也只说大多数研究者“从其作品中发现了画家的眼光”，而他本人对此未置一词，却着重分析了王维诗对某种真实性的追求——不是从类型惯例中获得的普遍反应的真实性，而是直接感觉的真实性，“通过在诗中描写所见而不是诗人的观察活动，诗人将使得读者眼睛重复诗人眼睛的体验，从而直接分享其内心感受”。两位专家的意见都很值得我们深思。

(选自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有删改)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礼是有秩序的爱。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漫长的进程中，以“地缘”关系为依据，以“亲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宗族——家族共同体，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族宗法文化心理。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范仲淹、司马光等大儒们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即通过哪种方式重建社会。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以程、朱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确定了家礼构想，目的是复兴宗子法，使朝廷有“世臣”。程子所立祭祀之法的本意是，祭祀的主体是士大夫的宗子，不是庶人。一个家族祭祖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祖先，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宗族大家族乃至族内小家庭之间的“亲亲”要求，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这种“亲亲”的基础上，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达到凝聚人心，团结族人，互爱互助的效果。这样，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一统天下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生辰祭、忌日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宗族管理权力的合法性。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治不良行为。通过祠堂祭祀活动向后人宣讲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起就受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成为一种群体标准模式，向前人表达崇敬和哀思，为后人树立效法的楷模。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