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现代旅游产业产生于19世纪，在20世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旅游产业获得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发展环境，迅速成为一个新兴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旅游收入在世界出口收入中占比8%以上，超过石油，汽车，机电等出口收入，旅游产业正式确立了世界第一大产业的地位并保持至今。

（摘编自《2017～2023年中国旅游地产市场专项调研及未来前景预测报告》）

材料二：图表一（全球旅游行业竞争格局图）

2010年 2030年（预计）

（数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表二

（图片于《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

材料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进一步加大，旅游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是人们度过休闲时间的最佳选择之一。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旅游目的地不断出现，世界区域重心正向东方转移。中国正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从国际游客接待量上看，2004年以来，中国成为居法国、美国、西班牙之后的全球第四大旅游目的地国家，其中2010～2012年中国一度超过西班牙，位列全球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国家。个性化、自由化成为新的趋势，传统观光旅游，度假旅游已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各种内容丰富、新颖独特的旅游方式和旅游项目应运而生。

（摘编自《2017年中国旅游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材料四：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的成功，最基础的条件在于它所拥有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因此那些自然景观多样，地域文化内涵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更容易发展旅游业。但当前一些地区盲目粗放式开发，既提高不了经济效益，又造成了资源浪费，得不偿失。而且有限资源与市场之间迅速扩张的矛盾也使得当地压力加大，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思路，寻找新的开发方式，让资源重新活起来。

多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项目。有人曾说：“一个项目，一个想法如果不够独特的话，很难吸引到别人。”注意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的结合，注重旅游项目的地域组合。良好的旅游项目与地域组合也是人们旅游选择的一大标准。当然，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业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出行方便，安全性高，住宿条件好，食品干净卫生的旅游景点往往能得到大众的青睐。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强旅游地在“吃住行购”等方面的建设，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摘编自《2018年中国旅游市场分析报告--行业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

节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即使是同一个节日，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文化功能也会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而发生相应变化。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秋节肇始于中唐，依据是中唐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文人赏月玩月诗。唐代的科举制让大量文人为了科举考试和被举荐机会而产生迁徙大潮，他们背井离乡，聚集在长安、洛阳等地，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期待着命运的垂青。玄宗八月十五游月宫的仙话在社会上传播后，文人们发现中秋满月最适宜“玩”，一方面是为了附会“月宫仙境”，另一方面也是借赏月来抒写自身的人生境遇。

从诗歌来看，赏月诗描述的场景多在塞外或异乡，或独酌或与两三同僚、知己赏月，除了对月夜景色的临摹、由明月普照而生发出的旅愁阖怨，还有月宫中的兔、姮娥等引起对月宫仙境的遐想。唐代中秋玩月诗歌的诗境通常是比较清冷的，中秋在肇始之初就融合了自然与个体在时代的命运，赏月诗更是文人们经验世界的心灵化，“秋月”是那些在人生道路上忍受巨大孤独和寂寞的文人们寄托情怀苦闷的情感对象物，而月宫的美好传说，飘渺的仙境，长生的象征，又象征着文人的“诗意”审美和对功成名就的“圆满”生境界的追求。在开放而气象万千的唐代，人人都希望建功立业，但是个体在大时代中的命运却难以把握和捉摸，中秋成为特殊时间节点下的文人们安顿精神、寄托人生理想的物象认同空间。

宋代，中秋习俗已经广泛渗透在社会各个阶层。商业城市崛起，市民阶层形成，传统人文臻于成熟，人本追求凸显，“闲”与“适”，对宋人来说既是艺术境界也是人生境界。宋太宗年间，皇上正式下令以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因此宋代的中秋，不同于唐代的“清冷”，《东京梦华录》就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时期开封市民中秋之夜赏月的热闹情景。从皇宫贵族到普通市民，通宵达旦，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中秋夜的狂欢之中。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社会财富增加，较之前的传统儒家“养心莫善于寡欲”形成的拘谨、简朴、素朴的民风发生了转变，特别是“重利趋商”启动了人的本性欲求中所有的、久遭禁锢的享乐欲望。这样恣意寻乐之风不独为富貴之家所独享，中秋节日赏月的全民狂欢，“秋月”成为民众在一年辛苦劳作后，通过消费，庆祝丰收宣泄的正规渠道，形成了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性认同空间。

明清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一种新的道德价值思维方法正在破土而出，它所反映的是从“人的依赖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这样的时代中，中秋的节俗就更加世俗化，由注重公共活动逐渐收拢到注重家庭内部的成员交流。表现出澄净清幽的天上圆月，围合宁静的院落，亲密和洽的亲人，三者在这一刻达到混融合一，亲人团圆成为中秋节俗的明确主题之一。总体来看，明清之后中秋节俗的功利性内容显著增强了，节日表现的公共性与家庭性这两者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张力，使得“圆月”中贵人伦、重亲情的主题逐渐突出，形成了民众的情感认同空间。

（节选自张海岚《中秋节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本质到底是什么》，《文汇报》2018年9月21日）

   王禹偁没有发生多少作用；西昆体起来了，愈加脱离现实，注重形式，讲究华丽的词藻。梅尧臣反对这种意义空洞语言晦涩的诗体，主张“平淡”，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起极大的影响。他对人民疾苦体会很深，用的字句也颇朴素，看来古诗从韩愈、孟郊、还有庐仝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不过他“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再举一个例。自从“诗经”“邶风”里“终风”的“愿言则嚏”，打嚏喷算是入诗的事物了，尤其因为郑玄在笺注里采取了民间的传说，把这个冷热不调的生理反应说成离别相思的心理感应。诗人也有写自己打嚏喷因而说人家在想念的，也有写自己不打嚏喷因而怨人家不想念的。梅尧臣在诗里就写自己出外思家，希望他那位少年美貌的夫人在闺中因此大打嚏喷：“我今齐寝泰坛外，侘傺愿嚏朱颜妻。”这也许是有意要避免沈约“六忆诗”里“笑时应无比，嗔时更可怜”那类套语，但是“朱颜”和“嚏”这两个形象配合一起，无意中变为滑稽，冲散了抒情诗的气味；“愿言则嚏”这个传说在元曲里成为插科打诨的材料，有它的道理。这类不自觉的滑稽正是梅尧臣改革诗体所付的一部分代价。

（节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

王羲之创作的《兰亭集序》被盛赞为“天下第一行书”，不仅因为整幅作品精美绝伦，更因这篇手书序文中，字字独具风采，同字异写更是变化无穷，其中二十个“之”字无一雷同，竞有谚语“之字最多无一似”流传。

分布在原帖中的二十个“之”字，因语境、句式和书写布局呈现出的不同笔法、空间结构和内在韵味，究竟是书法家对艺术创作原则的主动遵循，还是临场发挥随机的、自然的结果，历来众说纷纭。我们姑且将此争论放在一旁，单从结果上看，《兰亭序》中二十个形态各异的“之”字，客观上贡献了书法创作上从形式到内容层出不穷的新意，王羲之对书法变革的贡献，是书法家“内生”（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革命性的变化”）变革的典范。他十二岁经父亲传授笔法，“语有大纲，即有所悟”，先师从卫铄（卫夫人）学习书法，之后博采众家之长，正书师法钟繇，草书师法张芝，最终做到了“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开辟了书法艺术的新天地。这种艺术革新，首先是跳出了当时的窠臼，引领了书法体式上的“革命性”发展。王羲之将行楷二体向前推进，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使其便捷易识，在继承钟繇楷书古朴精简、张芝草书数意兼包的基础上大胆变化，完美兼顾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以一种全新的文字书写体式形成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笔法观念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更是对传统程式进行大胆变革，以不断变化的手法和笔态，避免千篇一律，做到随类赋形，因势生形，字字相生，而面对同样的一个字，则照顾其所处环境、位置，保持该字独立个性的同时，做到与周围和谐统一。《兰亭集序》中二十个神态各异的“之”字，就是这种笔法的代表性应用。

人们谈及创新，往往更多着眼于“发展”（即质变）的结果，而忽略“增长”（即量变）的前提，王羲之的书法创新则是量变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古语“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说的是汉代著名书法家张芝，在水塘边上练习书法，天长日久，洗笔竞把整个水池洗黑，后人称之为“墨池”。《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这种态度，可以视作王氏对增长型“量变”的肯定。“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具有相关语义的“笔秃千管”“秃笔成冢”等成语流传甚广，也说明书法家群体对量变积累的集体重视。

在临池水墨的基础上，王羲之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做法，是对同时代书法技艺、要素进行的重新组合。伴随其阅历的增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峰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王羲之遂改变初学，博采众长的同时，尝试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

（摘编自王枫《之字最多无一似》，《光明日报》2018年12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