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圣诞，怎么就成了我们的节日？(时事评论)

庄礼伟

圣诞节是基督徒纪念耶稣诞辰而形成的节日，在圣诞前夜，他们要去教堂，肃穆地迎候这个“宁静夜，圣善夜”。

在中国，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教堂、没有耶稣的圣诞节。然后，在一个远离圣诞节的日子，当我们回想起满城被商业绑架的圣诞气氛，回想起我们有口无心的“祝贺圣诞”，和电邮里群发的“圣诞快乐”，并联想到“后殖民”、“单边主义”、“文化霸权”等政治词汇，联想到炸馆、撞机、对台军售等等政治事件，我们会有点不甘心地发问──“他们的圣诞，怎么就成了我们的节日？”“他们的公元，怎么就成了我们的纪年？”

向纵深处看，西方更有许多东西我们是无法回避的（而我们能否也为这个世界贡献一些别人也无法回避的东西？）。我们无法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立宪、代议制、电气化、工业化──它们都是源自西方的产物，我们无法回避市场经济，无法回避高科技和因特网，我们无法回避“和世界接轨”（其实就是“和西方接轨”），我们无法回避ISO9000无法回避GDP、WTO。我们测量自己的生活如何地好了，也要使用德国人发明的“恩格尔系数”。

这时候，我们有一种在精神上被剥光了的感觉：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成为说着中文的西方人了么？

西方在近代启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的进程，但人类的进步不能以人类多样性的丧失为代价。事实上，就人类的纪年方法而言，“西元”也只是其中一种。

今年是“耶诞”2002年。今年也是“佛诞”2546年。今年是犹太历5763年。今年还是“孔诞”2553年。今年还是“穆诞”多少多少年，等等。在中国大陆，采用西元纪年也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今年还是农历壬午年，今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乡野的老农在这方面比我们更有学问，因为这是他们的纪年。

这时候，我开始羡慕一些人，他们活在“公元”的世界里，却在内心深处守着另一种纪年。

在文化上，中国有着风格鲜明的传统和纪年体系，对于世界来说，这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人文资源。一年中西方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等等，而传统的中国人在一年中也有自己的时间刻度和嘉会安排，一年的节日以春节开始，以春节结束，祥和饱满。

春节之后，有元宵节，孩童们看尽“一夜鱼龙舞”，而他们也将慢慢地明白“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况味。

然后有清明、暮春时节，“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还有孔夫子和他的学生们，“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等的放达！我猜想这帮疯狂的书生一定是光着身子“风乎舞雩”的。

然后有端午，龙舟犁开夏天的水面，长者们庄严地祭奠屈原的英魂。

然后是色彩浓烈的秋天，节日密集的秋天：七夕（七月初七）、中元（七月十五）、中秋（八月十五）、重阳（九月初九）。

七夕夜仰望星河时的惆怅与温暖，虽然不如“圣诞”时分伯利恒上空的寒星那么形而上，但它恰恰显现了当世极其匮乏、而中国传统精神中极其富有的人伦气氛。四季里的社戏、傩戏、祭祖、驱鬼、逐疫、送灶神，也远比一个万圣节丰富。

然后是把酒围炉、阖家尽欢的小年、大年。

中国人传统的、地方的节日，还有许多许多，都是贴近土壤的节日，都蕴含着独特的信仰和哲理，我们应当善待这些节日和文化血脉。我们不能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一天，除了一大堆GDP之外，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民族，变成了“伪西方人”。

当然，西方的节日可以成为中华文化的补充。

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依然倾心于在中国上下五千年里，从土壤中、从坎坎伐檀的河岸上产生的那些敬畏、疑惑、愤怒、释然、欢欣、谐趣，依然倾心于那些把传统中国人平淡生活连缀起来的嘉节时令、文化血脉。我将在冬夜仰望星空，但它不是天使传达“救主降世”的短信息时，伯利恒牧人所仰望的星空，而是五千年来我们的先辈托怀星汉、寄意寒星的星空，星星织构成雄浑的象形文字，永远让我们膜拜。

（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广东人文学会副会长，时事评论人，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经济结构的调整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羚羊群中的病弱者，往往难以摆脱狮子的追捕。这对个体是残酷的，但却保证了羚羊种群的健康繁衍。作出了错误决策或者囚循守旧的企业，也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或重组。如果一个经济体积累的问题过多过大，往往会爆发全局性的经济调整——经济危机。它会淘汰掉那些工艺技术落后、思想观念陈旧、开拓创新乏力以及发展方向错误的企业，同时又会催生出一批朝气蓬勃、勇于进取、引领时代潮流的新企业。这是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

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是靠市场的力量实现的，是否适应市场、是否具有竞争力是调整的唯一标准，因而经过调整，留下来的企业都是具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强者。但是，这种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往往是漫长而痛苦的。它会导致经济萧条、失业剧增、生活下降，有时还会引起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甚至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与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密切相关。

现代经济高度复杂，已承受不起置之死地而后生式的自发调整；现代社会高度发展，已容忍不了弱肉强食般的自然淘汰。同时，人类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手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在汲取经验教训中不断完善，已具备比较充分而有力的工具来管控现代经济危机，来平抑经济波动，来防止大起大落。这包括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刺激市场需求，对陷入困境的行业和企业给予援助等等，甚至某些直接引起危机的肇事者也因“太大而不能倒”而得到救助。这样，决策失误者有了起死回生的机会，盲目跟风者避免了血本无归的风

险，某一领域的过度投资者又可为新一轮复苏积蓄力量。

失控的经济被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从悬崖边拉回，恰如被狮子追逐的羚羊群得到及时庇护，即使病弱者的生存权也得到了保障。经济损失得以减轻，社会动荡得以避免，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的进步。

然而，当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再是自发的过程时，人类的经济智慧就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就应更加科学得当。不然，问题只会越积越多，调整只会越来越难，最终酿成更大的灾祸。理论的逻辑以及实践的经验都启示我们，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应立足于救经济，而不是救具体的企业；应立足于恢复市场信心，而不是代替市场决策；应借力使力，针对引起和加剧危机的突出问题，加快结构调整。

 (节选自2010年2月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