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天和海明威相遇

高维生

①一整天，雨停一阵子，又下一阵子。没有风，雨就不能乱跑了。窗子可以敞开，一个人坐在窗口，听秋天的雨，用语言是无法描述的。也许秋雨陡增了一层忧郁，这一天，情绪湿淋淋的，有一种失落感。

②每到星期天，我都会整理书房，把读过的书重新摆放到书橱中——写字台上堆满了书，我读书的地方都被侵占了。十年前，我在书店买了一套《海明威文集》。我们一起相处多年，每天都能见面。其中《不固定的圣节》我读过两遍，书中的文字与人的情绪相通，每一次的阅读，感受都不一样。今天不知为什么，我又想重读这本书，在远去的巴黎，寻找海明威的身影。

③在圣米歇尔广场的边上，有一家咖啡馆，海明威经常去。这一天，是巴黎的深秋，枯叶被风雨卷走，海明威不想回到自己冰冷的屋子里。他走在街道上，看到了潮湿的、发黑的路面，小店铺关了门，魏尔伦去世的那家旅馆也静静地立在雨中。海明威顶着风雨，走到了自己熟悉的那家咖啡馆。

④海明威推开门，像回到家里一样，把旧雨衣晾在衣架上，并把自己的毡帽随意地放在椅子旁的架子上。咖啡馆非常干净，充满了暖意，侍者端上热咖啡，海明威拿出笔记簿和一支铅笔，在这里写他的小说。海明威用铅笔写作，在写作中间不时地停止——磨秃的笔芯中断了文字前进的脚步，要重新削尖铅笔。海明威不是用小刀削铅笔，而是用卷笔刀，削出长长的螺旋形的木片，落在盘子里。我对铅笔有特殊的情感，这可能和童年时的经历有关。现在我每天也使用铅笔，读书时看到重要的段落，在下面划一道波浪线，重读或查找资料时，不用费很大的力气。这个习惯已有多年了，我倚在床上看书，铅笔夹在耳朵上，像木工师傅做活。读书和做工一样要用心，必需付出真情实感。我选择铅笔，要求极严格。削铅笔的时候，就像在修理农具，情感与器具融入一起。在后来的日子里，一起同甘共苦，去经历沧桑的风雨，读一段段感人的文字。

⑤书中的巴黎，和现在的季节差不多，却永远地凝固不动。而我坐在书房中，不是咖啡馆，窗外的雨暂时停了。楼下有一片空地，夏天种满了青菜，这时黄花败落，秧蔓枯瘦，叶子变黄，失去了饱满的汁液。不大不小的雨把秋虫的叫声清除得一干二净，我看到秋雨收割残夏的情景。

⑥海明威还坐在咖啡馆，喝了一口咖啡，写下一些文字。透过史密斯家的后门，向外面眺望，穿越湖边的树林，剪去纠缠的景象，莉芝在想念吉姆·吉尔姆。他沉在密歇根州北部——那里发生的动人的故事中。海明威在小说中写到酒，他感到自己有一点口渴，向侍者要了一杯詹姆斯朗姆酒。这时，有一个姑娘带着一身雨意走进了温暖的咖啡馆，选了临窗的位子坐下。海明威注意到了她，把她比作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海明威有些乱意，很想把她写进作品中。海明威说：“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是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会不会再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我曾经说过，海明威不是来消遣的，而是以作家独特的目光观察、了解复杂的巴黎社会，记下清苦而难忘的日子。海明威的叙述朴实，现代人少有他的冷静，他的情感像隐藏在海水之下的冰山。他的作品让人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什么是友谊。

⑦许多过去的事情，即使字里行间落满了岁月的灰尘，但只要轻轻地抚去，那些人和事便会清晰地浮现。我们似乎回到久远的巴黎，闻到了咖啡的香味，又一次看到了端着高脚杯、喝酒凭窗远眺的艺术家。

⑧我早就观察到，海明威的目光停留在姑娘的身上太久。我不愿搅乱海明威的情感，从书中移开，向窗外眺望。又是一阵落雨声。雨挤满了天空，涌进来的空气，潮潮的，呼吸起来很舒服。

⑨楼前的甬路安静，没有行人路过。雨天突出了季节的变化，这样的情调就有了回忆。许多时候，人是在回忆中活着的。

⑩海明威端着高脚杯，慢慢地喝着白葡萄酒，叫了一份有淡淡金属味楚的牡蛎，我合上书，把遥远年代的巴黎和海明威埋在书的深处。我收回思绪，离开了旧巴黎的咖啡馆，让海明威安静地独坐。我变换了一下坐姿，让身体舒适一些，头依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让秋雨之声欢快地涌过来。我中断了阅读，静静地听雨，度过一个漫长而美好的下午。

鲨鱼飞快地逼近船后边。它去咬那条死鱼的时候，老头儿看见它的嘴大张着，看见它在猛力朝鱼尾巴上面的肉里咬进去的当儿，它那双使人惊奇的眼睛和咬得咯嘣咯嘣的牙齿。鲨鱼的头伸在水面上，脊背也正在露出来，老头儿用鱼叉攮到鲨鱼头上的时候，他听得出那条大鱼身上皮开肉绽的声音。

番薯

龙应台

洋葱、花菜、胡萝卜、青椒……一篮一篮蔬菜水洗过的青翠。我拎起一个沾了土的番薯，心里一阵喜悦：十个月大的孩子今天将吃他生命中第一口番薯，世界上有这么多甜美的东西等着他一件一件去发现，真好——

“你们怎么处理番薯的？”有人在背后问我。

是个五十几岁的妇人，带着谦和的微笑。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我只会放在水里煮一煮．你们东方人一定有比较高明的吃法……”

也许，但是我这个东方人只会把番薯丢在水里煮一煮。实话实说，她显得相当失望。

“我是以色列人，在苏黎世住二十几年了。不，我不喜欢瑞士！”

不喜欢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国度？为什么？

“工业高度的发展，环境都被破坏了，你看，树也被砍了，草原上盖房子，大自然愈缩愈小……”她抱怨着，我心里在说：妇人，你简直人在福中不知福，在瑞士说环境污染？

而她在抱怨大自然的破坏？

“我比较向往你们中国；人与大自然和谐的共存，尊敬大自然，体认人的渺小……”

我忍不住笑起来。又是一个向往东方文明的西方人！她大概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优雅的介绍东方哲学的书，用空灵的画与空灵的文字谈禅家、说老庄。她怎么不知道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呢？或者曾经有个中国人热切地告诉她，中国是如何如何地与天地为一体，她显然不知道洞庭湖三十年来缩小了一半，也不知道这五年来，天然林面积每年在减少，更不知道台湾的民众日日在呼吸污染的空气，在几近“死亡”的河流中捕捉含重金属的鱼，山林缺少水土保持，水灾频发……

“我也不喜欢瑞士人的物质主义，一心一意只是钱、钱、钱。他们根本忘记了如何简单地去生活。你们中国人就不会这么功利，你们比较讲究精神性灵上的追求，对不对？”

望着她热切的眼睛，我尴尬着不知说什么好。

“而且，在瑞士，人的心很冷，人与人的距离很远。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美丽的房子、昂贵的汽车、漂亮的花园，可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情，房子越大，人越寂寞。你们中国人很讲感情的，不是吗？”

“是的。”我很肯定地回答，她开心地笑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对她解释中国人与瑞士人一个重要的不同：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以轻易践踏。瑞士人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我若牵着幼儿的手出去，一副“妇孺状”，一路上不断有人帮我开门、关门、提菜篮、推婴儿车；连公共汽车都会在开动之后又特别为我停下来。

“住上几年你就会知道，”妇人握着我的手道别，“瑞士实在不可爱！你一定会想念中国的。”

我已经在想念中国了，可是我想念的中国不是她包装精美的东方幻想国，而是一个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强韧的地方。

拎着番薯回家，要放在水里煮一煮。

（摘自《人在欧洲》，1994年3月，有删改）

细读《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道”之真义不过“仁礼合一”“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二语而已。就主要内涵来说，孔子之“道”在于“仁礼合一”；由哲理精神而论，孔子之“道”在于“即凡而圣”。“仁礼合一”与“即凡而圣”正是孔子儒学精神之所在。孔子这种圆融贯通“道德自觉与道德规范”“超越理想与生活日用”的生命的学问，正是当代学者创构“生活儒学”所亟待开发的宝贵精神资源。

孔子的思想起点是“礼”。孔子之为孔子者，就在于他敏求善思自身,体悟出了“礼”背后那个更为重要的根本——“仁”，为古老的礼乐文化重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当然，“述”礼“作”仁虽是孔子创立儒学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仁、礼简单拼凑相加就自然化生儒学，言礼不及仁，非儒也；言仁不及礼，亦非儒也；仁礼和合，真儒之谓。因此，孔子虽把“仁”界定为礼之本，但并未因仁而废礼，一方面以仁释礼，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礼来外化仁，落实仁。仁、礼不偏废，内外合为一：“仁”是内化的“礼”，“礼”是外化的“仁”。如果仁不外化为礼而落实于日用常行间就不能实现其价值；同样，如果外在的礼失去了内在之仁作支撑，那么礼就流于形式、虚文。可见，仁与礼构成孔子之“道”的一体两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整个过程的完成。

由此，“仁礼合一”或许才是孔子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的真义所在，这也便是儒门所传的“道”，此“道”所内蕴的正是“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它既是终极关怀，又平实切近、不离人伦日用；既是形上超越之“道”，又是百姓日用之“道”。

 “极高明而道中庸”最能体现孔子“道”之本旨，是儒学之真精神所在。儒家传统一方面能“与时偕行”“日新又新”（变），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终不改其“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底色（常），这或许正是其穷变通达、可大可久的依据。孔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高超智慧，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遂避免了游走两极的偏执，成就了原始儒学这一阳刚劲健、生生和谐、可大可久的思想系统。

可见，儒门之“道”应是“仁礼合一”之“道”，应是“即凡而圣”的“道”。在“后新儒学”的时代我们正需要接续、光大此“道”，确立合乎时代精神的“新道统”，并以此为纲领展开当代儒学的重构。

（傅永聚 郑治文 “光明网”）

大义生死

安巧林

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儿时读历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但正是这种类比，却凝睇着一种世界观的奠基。这种思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它令我出入古今，给我一生的精神滋养。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独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思考存在的。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萦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尽忠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别无选择地献身，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他不能承受楚国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唯一的选择。他把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屈原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侵入受辱而死的。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的独立的死。“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

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之气归于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流水。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 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 司马迁身为史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

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而已。他要完成千古史记。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是以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 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虽物换星移，却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与生人相逢。 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小生里，还要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活进无尽的未来中，这使得中国人“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