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言的泛化

张颐武

在微博与微信等自媒体（指为个体提供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内容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各种不同风格的段子的流行。这其实有规律性，历久弥新的名言正好适合自媒体的短小精悍的要求。此外人们生活压力大，事情繁多，而这些段子有的是对人生的感悟，有的是反思，有的针砭时弊或发出追问，也有对纠结的宽解，对困扰的解惑。这些其实都很对当下年轻人的心思，大家不仅喜欢阅读，还往往用转发的方式加以传播。这是“微文化”的一个典型表征。

社会有需求，公众也喜闻乐见，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下去。

但现在也出现名言泛化现象，出现“鸡汤”和“鸡血”泛滥的现象。其中有两种情况值得关注。

一是对名人名言的过度消费和利用。有些段子其实并没有多少深刻的感悟，但由于是名人所说，也平添一些魅力。但另外一种现象更值得注意，即打着名人的旗号给人打“鸡血”。有些偏激的言论或消极的表达，一旦有了名人背书，这些价值观本来错位、思想方法简单的言论往往成了不易的“真理”。这些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启人思考，但若随意放大，片面性就凸显出来。如“青春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一说法本来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把它极端化，变成年轻人可以莽撞，不顾具体情况不管客观环境做夸张离谱事情的辩护，就出现了负面含义。还有如“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当然在具体语境中有深刻哲理，但有些年轻人片面理解这个说法，把它变成自己走极端的借口。这些话语在网络流行，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一些“名人”，为博取更大名声，获得更多追捧而把话说得越来越极端，以致自己也把持不住理性态度和客观立场，编出更多非理性文字。

二是干脆编造名言，附会给一些名人。有些段子手和营销账号为引人注目，投一些尚不成熟的年轻人之所好，把自己凭空编造的一些言论附会给名人。这些言论里“鸡汤”和“鸡血”都有，但“鸡血”更多。一些激烈的，甚至有些反社会的言论，被硬安在一些在主流社会中的活跃媒体和社会名人身上。这些言论有时一旦被附会给某个名人，就会一直发酵，即使本人辟谣否认，但互联网传播的弥散性使得这些话还会一再地冒出来，又被转发和传播。这些言论往往就是情绪宣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用短小文字渲染负面情绪。

这些“鸡汤”和“鸡血”往往在网络中流传极广。鸡汤如果货真价实，喝了起码没有什么坏处。但如果这鸡汤是用鸡精调制的有时也会有害，而打“鸡血”追求强刺激，就极有可能对个人乃至社会危害严重。而一旦造成这些结果，恐怕不应只是遭受道德谴责吧。

名人名言给我们正面启悟，但盲信名人名言，被“鸡汤”和“鸡血”牵着走，决非好事。如何理解名人名言，还需从生活实际出发，有更多理性判断和明智选择。

(选自2014年08月15日《环球时报》，有改动)

本报北京11月29曰电：总投资12亿余元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北京）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顺利通过国家验收。该设施的建成并投入运行，将为国内外生命科学和健康产业的发展再添强劲原动力。

该设施汇聚了生物质谱、生物大数据与超级计算、冷冻电镜等尖端技术平台，为深度解析蛋白质组及蛋白质复合体的结构和功能，全景式揭示人类、重要动植物与微生物等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等相关分子机制，提供高通量分析、高时空分辨、高复杂度覆盖、大数据解析、智能化知识发现等一站式综合技术体系。

该设施将为通量发现与重大疑难病症的诊断、预防、治疗紧密相关的功能蛋白质和药物靶标提供独到的强大技术支撑。据不完全统计，该设施调试运行3年多来，已直接支撑了近400项国家级课题研究，产出了300余篇发表于国际权威杂志的高水平科学论文、100余项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项目首席科学家贺福初院士和王志新院士表示，蛋白质科学是生物科技与信息科技的交叉学科，是未来科技的战略制高点。将努力把该设施建设成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高端人才的集聚和培养平台。

(摘编自《蛋白质科学研究（北京）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通过国家验收》《人民日报》2018.11.29)

和以往走进的国家大科学工程相比，上海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的设施没能在视觉上给人造成强大冲击。

“我们这里主要是一些体量相对较小的生命科学研究的仪器集群，以至于在立项之初，是否将上海设施列入大科学工程都存在争议。”雷鸣说道。

可别小瞧这里的“仪器集群”。上海设施自2014年5月试运行以来，前来参观的1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国际知名专家对设备的先进性纷纷“点赞”。

雷鸣回忆道，十多年前，我国在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虽然已取得一批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整体上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蛋白质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下，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于2008年被批准立项，成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大科学工程项目。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分为上海和北京两部分，上海设施以建设蛋白质结构解析能力为主。

围绕从生物体的空间尺度和生命过程的时间尺度来研究蛋白质，上海设施构建了由规模化蛋白质制备系统、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系统、核磁分析系统、集成化电镜分析系统、蛋白质动态分析系统、质谱分析系统、复合激光显微成像系统、分子影像系统和教据库与计算分析系统组成的9大技术系统，具备规模化蛋白质制备、多尺度结构分析、多层次动态研究、修饰与相互作用分析以及数据库与计算分析5大能力。

(摘编自《探秘蛋白质的“前世今生”——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科技日报》）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执行者。对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相互作用和动态变化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蛋白质研究取得的众多成果也将是新药创制、传染病防诊治、农作物改良、生物能源转化、工业生物催化等各个领域的重要创新源泉。

蛋白质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引领了我国蛋白质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包括解析了一批具有重要生物学功能的蛋白质及其复合物的空间结构，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人类正常肝组织、肝病和肝癌系列的蛋白质表达谱和相互作用网络图；发现200余种针对人类重大疾病的潜在药物象标或诊断标志物等。

但是，与国际蛋白质研究的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蛋白质研究源头创新能力有待加强，重点需要促进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关注蛋白质研究的原创性新技术新方法、提升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合力。

(摘编自《蛋白质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十二五”专项规划》百度百科）

①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武术技击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中国武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舞蹈艺术的神韵，中国武侠电影在汲取武术的外在形态和神韵的过程中，形成了武打动作的舞蹈化风格，生龙活虎的武术技击在银幕上便演变为一种优美动人武术之舞。由于武术打斗在电影中是高度艺术化和表演化的动作奇观，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银幕上的“武舞”，即武术之舞。

②由于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打技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表演，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打斗、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武打与剧情、与情景、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交融，所以，中国武术进入电影之后，已演变为一种以艺术表演为主、击打对方为辅的武术之舞。观众在欣赏一场技艺精湛的动作搏击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场在“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武舞表演。

③中国武侠电影在它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对打和曲折委婉的故事情节中，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文化伦理，它是支撑整个武侠王国的精神构架。包括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所皈依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武侠道义和社会道德相联系。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刀剑的选择与使用同样具有艺术的表述功能与文化意义。

④中国武侠电影在人物性格的创作上，严格依循着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善与恶的尖锐对立，美与丑的鲜明映照来建立影片的叙事体系与价值体系。由此，中国的武侠电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人物谱系：即以英雄义士为主体的善的形象和以奸臣贼子为主体的恶的形象。同时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和“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等。

⑤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注重武德的电影作品，英雄用掺杂着各类正面因素（如友情、亲情、爱国主义）的暴力行为对反面人物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灭，最终完成对正义的救赎和对暴力的消解。中国武侠电影特别是在对暴力的表现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神圣化、暴力的喜剧化、暴力的舞蹈化、暴力的诗意化等消解暴力的有效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武侠动作片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世界电影中暴力影像的存在方式。

⑥武侠电影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已经成为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武侠电影因其无可比拟的武艺和神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电影界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摘编自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

留住“乡愁”需保护活化“记忆场所”

陆邵明

①我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已经成功落下帷幕，但她的主题“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依然在路上。事实上，被列在保护名单中的文化资源始终是有限的，远远满足不了当下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精神的需求。要让每一位市民在身边的社区就能享受到历史文化保护成果，必须转变思路，转型发展。记忆场所就是一种全新的理念与模式，让全民更多地享受历史文化资源成为一种可能，同时将为万众留住乡愁。

②日常生活语境“营养”文化资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演变。首先，保护对象已经从社会精英层面的遗产转向大众群体的集体记忆，即，除了关注名人故居，也要关注具有普遍性价值的特色生活街区。其次，保护价值已经从对历史与美学的评价逐渐转向社会文化价值的挖掘，即，除了关注有历史事件的“高、大、上”文物，也要关注有文化故事的“普通”建筑物。此外，保护策略从单体的博物馆式保护转向场所语境的保护活化，即，对于“大众层面”的建筑在不破坏主要载体原真性的同时可以进行适应性改造利用。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日趋多样化的时代，记忆场所正在成为这一领域的前沿与趋势，也挑战着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国际文献数据库表明，自2009年开始，记忆场所的主题已经成为了文化遗产、历史研究、城市科学领域的热点。

③记忆场所主要是指具有保留并能繁衍集体记忆的特色场所。其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在个体层面，记忆场所可以让每一个主体在时空变迁中构建社会身份及其精神慰藉；在社区层面，记忆场所有助于建构邻里文化的认同性与社会纽带；在地方区域层面，记忆场所的图谱将是地方城镇的风貌特色、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与其环境品质构成的重要部分；在民族与国家层面，记忆场所网络将极大地丰富与传承民族传统基因。

④如果将保护名录中的传统文化遗产比喻为地域文化资源“细胞核仁”的话，那么记忆场所就是“细胞核”，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场所则是“细胞质”。也就是说，保护名录中的文化遗产与名录外的记忆场所有机共生，方能形成文化资源的“基因”，同时两者又不能脱离日常生活语境的“营养”。

⑤记忆场所是乡愁的重要物质载体。 虽然记忆场所不能列入完整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范畴，却是普通市民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是乡愁的重要物质载体。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城镇化进程中为了达到高效率、商业化、现代化的标准与目的，孤立地保留了“细胞核仁”——文化遗产，铲除了大量的“细胞核”——记忆场所，进行着大规模的造城与造村运动，生产出越来越相似的人居空间，这样制造出来的“新”场所将市民的历史记忆、生活习惯与其根植的语境分离出来，越来越远离普通百姓的社会文化情感，形成一个个“乡痛”。

⑥通过对中国近百年来（1912-2014）关于乡愁的认知进行追踪分析，我们发现唤起乡愁的重要因素是家乡中的空间意象。这种因故土而生的空间意象是构成乡愁的基础性要素，远远超越了诗歌、文学、音乐、电影等的影响。而且，新千年以来，乡愁中的空间意象更倾向于“家园”中可感知的充满着爱与忧伤的记忆。这些具体、碎化的记忆通常以“家”的场所为中心，其中，由宅、屋、门、庭等构成了第一个空间尺度；由船、桥、井、街、小区、学校等构成了第二个空间尺度；山、水、镇、乡、城等构成第三个空间尺度；祖国、民族等大故乡形成了第四个空间尺度。由具象到抽象，由微观到宏观，逐渐形成了乡愁中的“家国情”。这些记忆场所容纳的是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生产、游玩中的故事。

⑦留住乡愁离不开这些百姓身边的记忆场所。正如美国历史场所保护协会成员爱德华·豪尔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认同、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不能脱离具体的场所与其语境。也就说，留住身边的记忆场所实际上也是对相关群体与个体的尊重。

⑧应探索开发记忆场所的创新模式。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实现让市民“记得住乡愁”的目标，需要拓宽思路，充分利用好维系集体记忆、文化认同的典型的“记忆场所”。

（节选于2015年6月17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