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相比以前的更新换代，5G网络是一次更大的飞跃。事实上，高通在其网站上宣称5G的“革命意义可与汽车和电力相比”。

显然，5G网络会比4G快得多，在实际应用中，一部5G手机配合上5G网络环境，网速可达4G的9-20倍。而5G网络下的延迟也只有4G的1/10。

5G的到来也意味着流量的巨大提升，到时候，几乎所有的手机套餐都会提供廉价而且真正不限量的网络流量。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于：5G不仅仅是为手机设计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新世界，无论是电子设备、工业机器，还是农用机械甚至汽车，都会接入网络。举例来说，5G协议允许一些数据插队，在其他数据之前进行传输。也就是说，在2023年，当两辆自动驾驶汽车需要通信以避免碰撞时，它们的数据可获得比你正在线观看的《星球大战》更高的优先级。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因5G而兴奋不已。这一新标准之所以能够提升速度，一方面需要更高效地利用现有的网络频段，另一方面也需要占用毫米波频段。毫米波基站只有150米的覆盖范围，这也就是说网络服务商不仅需要升级现有的收发设备（小型基站），它们还需要安装更多的基站。

（摘编自《5G会带来什么》，美国《环球科学》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

在这个机会重重、激流暗涌的时代，有两个城市有望成为5G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芬兰的奥卢是一个多雪的城市，在无线通信方面耕耘50余年；7600千米之外的中国深圳，也凭借自身技术优势成为移动网络领域的后起之秀。奥卢拥有两家顶级高校和无数高级研究中心，是芬兰最受学生欢迎的城市，也是芬兰创新教学理念的先行者。同时该市公共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合作文化也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而从全中国范围来看，深圳的高校不仅数量较少，学术水平和顶级大学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即便如此，这一教育劣势并未让深圳失去人才支持，因为当地提供了大量针对人才的优惠政策。大学毕业生在深圳落户难度不大，还能获得一次性住房补贴。此外，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过的首席执行官或知名学者甚至可以获得数百万元的安家费。

（摘编自《5G，谁主沉浮》，《人民周刊》2018年第6期）

材料三：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华为公司及其主导的5G技术无端猜疑、横加指责甚至肆意抹黑，安全性是一些西方国家抹黑华为的重点。5G技术将开创“万物互联”时代，与人类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安全性受到广泛关注很正常，没有哪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在此问题上“天真”，对5G技术采取慎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何认识判断5G技术的安全性，还是要用科学和事实来说话。归根到底，安全性是个技术问题，应根据科学和事实做出分析判断。从政治考量或认知偏见出发“扣帽子”“打板子”，制造恐慌心理，甚至施压胁迫，其结果就是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的，只会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错失新技术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损人害己。

网络安全是复杂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只能通过国际社会合作应对，5G时代更是如此。在应对网络安全挑战方面，中欧应该保持有效沟通，善加利用联合国系统内和中欧之间的网络安全对话机制，而不受不良舆论的干扰和误导。

（摘编自《让合作成为5G时代的关键词》，《光明日报》2019年3月1日）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带会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早期的测量技术

相传大禹治水时，“左准绳，右规矩”；就是说，他左手拿着准和绳，右手握着规和矩。“准”和“绳”是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规”是校正圆的工具，而“矩”则是画方形的曲尺。尽管这些测量工具不一定真发明于大禹时代，但说明在上古时代，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已经掌握了这些工具，也说明至迟在战国后期或汉初已经有了专门的测量人员。

《诗经·大雅》中有一篇《公刘》，其中有一句称公刘“既景乃冈”，就是在一个山冈上立表测影，以确定方向。公刘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5世纪末。

《周礼·考工记》称匠人“水地以县”，根据郑玄的解释，“水地以县”就是“于四角立直而县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地”。从这一记载看来，当时已经掌握了利用挂着重物的线来测量水平面的方法。《周礼》的成书不会晚于战国时期，而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肯定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证明，至迟在西汉时，人们已经能够使用多种方法测量山高、谷深、距离，并有方法同时测量山高及远。指南车和计里鼓车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这为大规模、长距离测量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古代发达的天文学．还为人们提供了利用天象来定位的条件。《诗经》中《小雅·大东》有“维南有箕”（南有箕星）、“维北有斗”（北有斗星）这样的诗句，这首诗大致作于公元前684年前，证明当时人已经知道利用星座的位置来确定方向。《尚书·尧典》中记载的方向已有东、西、南、北四个，《尚书·禹贡》中增加到八个。1977年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西汉初的六壬式盘上，由八干、四雏组成了12个方位。而在成书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一书的《天文训》中，已出现了24个方位。将式盘和指南针组合，就能构成测量方位的仪器，可以测出山川城郭的具体位置，比较精确地表示在平面图上。

“十字仪”或测距仪曾经是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测量工具，一般认为，是由普罗旺斯的犹太学者利瓦伊·本·格尔森在1321年首先提到的。这种测距仪可以用来测量那些无法到达的或不能进行步测的线段的长度。然而北宋科学家沈括却发现，早在公元2世纪末，用十字线网格测量距离的原理在我国已经得到运用。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陈王刘宠却依靠他神奇的射技暂时保持了一方平安，《后汉书》卷五十有这样的记载：“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宠有强弩数千张。”刘宠能“十发十中”的秘诀，据华峤的解释是“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境，经纬相将，万胜之方，然要在机牙”。由于这几句话相当隐晦难懂，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沈括在海州时，有人在地下挖到一只弩机，沈括看到后，觉得很奇怪：用它来观测山的整个宽度时，弩机上的距离很长，而用来观测山腰的一小部分时，弩机上的距离就很短。弩座看来就像一把带有分、寸刻度的尺。沈括认为，原设计者的用意是，当发弩人把箭架在不同的点，并用眼对准箭镞的两端时，他就可以在此弩机上测出山的度，从而就能计算出山的高度，就像数学家所用的相似三角形计算法一样。

这时，沈括理解了刘宠神射的奥秘：所谓“天覆地载”，是指双手握弩的姿势，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所谓“参连为奇”，是指箭镞在所标刻度上的相对位置，这个位置又取决于目标的远近，这样就能确定弩的合适仰角。这一原理和使用相似直角三角形来计算高度和深度的原理完全_致。“三经三纬”，是设在一个框架上的，射手利用它们就可以上下左右地瞄准目标了。

（选自《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