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的遗传基因

刘正维

遗传基因将人类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属性、民族属性、地方属性和家族属性以及家庭属性等。音乐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它反映了人们一定的审美意识，也必然具有民族属性、地方属性与家族属性。这种属性世代相传，形成了传统音乐发展中体现“家族”亲缘关系的遗传基因，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形态。

音乐的遗传基因是由一些属于形态学方面的基本组件组成的。传统音乐的遗传基因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不同组件的不同组合，形成各式各样不同特征与功能的音乐作品，表现出不同的遗传基因，这些遗传基因具有可辨的传承性——民族属性；另一方面，在传统音乐中，遗传基因还形成地理性的板块分布——地方属性。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形成的民族民间音乐，既具有不同的民族性遗传基因，又有南方、北方，东部、中部与西部等各不相同的地方性遗传基因。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创造的中国音乐始终没有改变它的东方的民族属性，没有成为任何别的民族音乐的附庸；在广东省不可能形成陕北黄土高原上粗犷、奔放甚至孤独、压抑的《赶牲灵》，在北方草原上也形成不了江南委婉、流畅甚至细腻、甜美的《天涯歌女》。

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与掌握某种音乐的特征，辨别某种音乐特征的民族性、地方性，创作某种自己想象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往往凭感性与冲动。是的，没有这些方面，就没有好的音乐创作。但仅凭这些是不够的。这里除了有一个音乐感性认识与理论充实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对于音乐遗传基因的把握问题。比如《好汉歌》就如实地反映了豫东、山东民间音乐的地方性的遗传基因，因此是成功的。而用羽调式音乐描写汉武帝征服匈奴的历史，就有些不好理解。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汉族音乐普遍是徵调式，羽调式多在兄弟民族地区；这两种调式甚至反映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性。在汉武帝时代，羽调式音乐是不是汉族音乐的代表性调式？据今所知，羽调式音乐是在汉唐时期，特别是盛唐时期，蒙古乐、西域乐、印度乐相继传入中国以后，才在文人中逐渐传开，并反映到宋人词调中，后又影响到南北曲、高腔、昆曲和有些地方的民歌中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表现汉武帝征服匈奴的音乐用什么调式更为合适，应该是好回答的问题。

“五态、四径、三线”就是认识与把握音乐遗传基因的具有不同内容与不同含义的三方面概念。“五态”是音乐遗传基因形成的客观条件，包括地态、心态、史态、语态、乐态。“四径”则是认识遗传基因本身的主观组件的途径，包括旋律线、音阶调式、节奏腔式、基本结构。“三线”是音乐遗传基因的板块分布，分为南北两大板块、北方的西北与东北两大板块以及汉族与兄弟民族两大板块。弄清楚音乐的遗传基因，就可大体上把握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诸多情况。

(有删改)

材料一：

日前，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讨论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编制中医药发展规划，标志着中医药发展已列入国家发展战略。

毋庸讳言，多年以来中医药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和尴尬。首先，中医药是个有机的整体，中药质量是中医疗效的重要保障。药材不地道、药力达不到，中医疗效必然受影响。其次，中医药管理“令出多门”。现行的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管理监督难以到位。

眼下，中医药终于迎来了最好的发展契机，不仅有自下而上的举国期待，期待中医药能够一扫颓势，解民众看病之难，更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扶持。有战略规划，有法律护航，可以说，中医药正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 摘编自《人口导报》2016年2月29日）

材料二：

近百年来，中医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从历史环境中看，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

从现实的情况看，离开了中国传统人文文化教育和传播，中医药执业人员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终究难成为一代中医名家(即使一时出名，也后劲不足)。中药难以保持和发展地道药材与传统炮制方法，与中医药相关的产品、包括中医药文化产品也难以形成良好持久的市场氛围。离开文、史、哲等文化的滋养，中医理论也难以得到健康持续发展。现代中医院校完全按照西方科学模式进行构建，用所谓的现代科技来研究中医药。中医院校一版又一版的教材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 ，语言表达也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而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很多课程，也越来越被边缘化。

（摘编自《中国医药报》总第3187期）

材料三：

虽然近年来中医在海外的传播以及地位的提升，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但现实状况远比数据呈现的要复杂、微妙得多。

与隋唐、两宋时期中医作为整体对外传播不一样，如今中医作为医疗手段在海外的存在，扛起大梁的仅仅是针灸。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针灸几乎是中医的代名词。以现代西医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理论属于“前科学”体系，这也是中医相对于西医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际上，中医通行的表述是“传统中国医学”，这似乎无形中给中医贴上了与现代科学“对立”的标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医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被视为主流医学对中医的认可也显得不那么有底气。因为她所使用的化学合成手段完全是现代科学，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中医理论作为“文化他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摘编自《走向海外，孤独的“文化他者”》）

天才徐志摩

余杰

①1933年11月19日，现代诗坛的夜莺徐志摩，在失事飞机的烈焰中，结束了他35岁的生命，逍遥地“云游”去了。

②“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热烈崇拜的拜伦、雪莱、济慈一样，彻底地奉献给了远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信仰如此单纯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大都是世故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

③不幸的是，错乱的时代与困苦的现实一天天浸蚀着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样哭，像孩子那样笑，但生活却强迫他长大。他的歌声越来越低沉，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他的笑容越来越稀疏，他的诗作越来越晦涩。一只秃笔去，一只秃笔回，再无当年剑桥的神采飞扬。生活的牵制、政治的压迫、舆论的指责、友人的背离……团团地包围住了这位坚持浪漫理想的诗人。“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好的。”是的，一辈子徐志摩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怨恨过谁。在最悲壮的那一幕到来之前，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辉，他还是在痛苦中竭尽全力挣扎着，写诗作文、教书、办刊物、开书店，甚至实验农村乌托邦计划……作为一个诗人，他注定像蚕一样用生命结成雪白的茧，在茧成的那天羽化飞升而去；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注定像荆棘鸟一样，衔着锐利的荆棘，在只有一弯新月的夜晚，不断为理想而鸣唱，直到满嘴鲜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终了。

④进入30年代以后，徐志摩开始感到，尽管诗歌弱小的翅膀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带着种种累赘往天外飞。“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去，我们只能在天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 !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被震成了无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当每个聪明的成年人都对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时候，那个喊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孩子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然而，长不大的彼得·潘毕竟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徐志摩则是一棵无法与土地告别的树。追求了一辈子的美，突然发现面前傲然开放的是一朵恶之花。我们无法揣度他当年的心态，而好友梁遇春的回忆录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着一枝纸烟向一位朋友借火时说的话：“Kissing the fire”（吻火）。人世间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这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光辉。“只有徐志摩肯亲吻这团生龙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传奇。”还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彻，徐志摩的血液里，真有希腊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

⑤“飞”是徐志摩理想的象征。在诗歌《云游》中，他写道：“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拥着我到极远的地方去／唉，我真不希望再回来／人说解脱，或许那就是罢！”

⑥于是，他真的不回来了，真的解脱了。这是一个他早已洞悉的宿命。我不得不相信宿命的存在。否则，这个沼泽地一样的世界上，怎么会有徐志摩这样一个不湿鞋袜的人来走一遭呢？

(有删改)

福山路 3 号：沈从文先生故居

（1）我上午就要离开青岛，我必须去一趟。于是早晨 6 点多钟出门，打车来到小鱼山，寻找沈从文故居。

（2）洁净的沥青路面，坡地延伸，两旁欧式的老建筑，随处长着自由的花草树木，仿佛置身在欧洲小城。那些早起的人们，匆匆地催促孩子上学去。卖早点的摊子，也摆在了门口。我见一个年轻女人走过，便上前问她：“请问沈从文故居在哪？她默想一会，用手指了指，不确定地说，恐怕在上面吧，你再问问别人。

（3）又往前走，见到一个老人。我对他说，请问沈从文故居在哪？老人似乎耳背了，他说，什么丸？我大声对他耳朵说，沈从文！老人沉默了一会，他很想帮助我，可终于无奈地摇了摇头。

（4）我心下决定：再也不去问人，我一定能自己找到。在走过几条路——鱼山路、恒山路和芝罘路——之后，我终于见到福山路。我大步向上走去，拐过几个路口，终于见到了那个门牌：福山路 3 号；对，还有那一块黑底金字铭牌：沈从文故居。

（5）一座斑驳的铁门半掩着，半边有青藤披纷下来。迎门一堵石墙，同样被青藤所覆。无人，院子里静静的。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悄声说：沈先生，我来看您了！一踅身，进门横折一溜石阶，屑步拾阶而上。

（6）这是一座花园，树木扶苏，可是并不热闹，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冷清。一棵大的紫薇开满了缎子一样粉红的碎花。一幢两层的老楼掩映在这些树木花草之中。几棵椿树，几棵常青树，两棵柿子树，结着青咯哒的小柿子。前院还有一处种了玉米，枝叶全枯，仍挺立着。走到后院，一棵枫树倚着高坡。南瓜藤铺张着，爬得到处都是，开着大大的黄花，结着大大的南瓜。登楼的石阶是弧形的，那石阶的扶手上，也摆了几盆花：一盆蟹爪莲，几盆雏菊。还有几盆苦瓜低垂着，有的已经腐烂，仍垂在那里。还有

一盆竟是辣椒，上头结了许多朝天椒！

（7）这是一座花园么？是一座破败的废园？它还是一畦菜园？它仿佛很有点人间烟火味，又似乎有那么一点典雅浪漫，可是显然很久没有人收拾过它了，有那么一点荒凉。这是沈从文故宅当年的模样么？

（8）小院静寂着，没有一个人，为什么呢？可是我又多想没有一个人啊！千万不要有人进来，我可不是小偷！不信，我背一段《边城》给你听。你住在这里，你难道不知道翠翠么？

（9）让我坐下来，同沈先生说说话：沈先生，我读过无数遍《湘西》和《湘行散记》。有一本“开明文库”的《湘行散记》小册子，我一直随身带着，还在扉面上记了“河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那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大爷”还好么？我可是去过永顺、保靖、泸溪和凤凰……沅河的水和吊脚楼……翠翠是您在崂山北九水见到的那个姑娘么？

（10）我自语了半天，没有听到一点声音。是我慧根不到么？侧耳去听，恍惚在那紫藤丛中，沈先生的圆圆脸庞一闪，眯眯笑着。沈先生！我差点叫出声来！可那脸庞只一闪，便不见了。

（11）我又默坐了一会，站起身来，悄悄走上台阶门口，屋里有说话声音！还有倒水声！我赶紧后退了几步。好了，沈先生，我走了——这里是有人给您看房子的。我放心了。

（12）我走出了门，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那半掩着的斑驳的铁门。我凑近去读那铭牌上的字：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现代作家。1931 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在青期间完成了《从文自传》、《三个女性》、《月下小景》和《三三》等文学名著。

（13）我走了几步，又蓦地一回头，目光正好落在掩映在青藤下的蓝色门牌上：福山路 3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