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全书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

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至少从北宋起，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引起大众共鸣。

罗贯中顺应大众的心理，继承了这种基本倾向；同时又超越以往的通俗文艺，尊重历史，博采史料，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又不时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情。而在曹操与刘备、诸葛亮的对比中，则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恶德劣行。这样的曹操形象，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在除灭董卓之乱的斗争中，曹操的性格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当董卓擅行废立，残杀大臣，甚至悍然害死何太后和汉少帝，随意屠戮百姓时，众大臣惶恐无计，只能聚在一起掩面而哭；曹操却与众不同，反而“抚掌大笑”，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这气魄，这胆略，众大臣只能自愧不如。

当董卓的猛将华雄击败孙坚，并连斩联军几员大将，众诸侯“皆失色”时，关羽自告奋勇愿斩华雄，袁绍、袁术都以位取人，瞧不起关羽，曹操却积极支持关羽出战。关羽一举斩了华雄，袁术仍欲以势压人，曹操却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两相对照，曹操的慧眼识人可谓鹤唳鸡群。

当然，罗贯中也不断揭露着曹操丑恶的一面。为报父仇而攻打徐州，竟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对于忠于汉室，反对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挥起屠刀；甚至辅佐他最得力的首席谋士荀彧，仅仅因为不赞成他封魏公，便被逼服毒而亡；至于“借头欺众”“梦中杀人”等阴谋诡计，更是花样百出，令人怵目惊心……毛宗岗称他为“奸绝”，实在并不过分。

这一连串情节，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表现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是的，曹操就是这样的典型：机智与奸诈杂糅，豪爽与残忍并存；时而厚遇英雄，时而摧残人才；杀人时心如铁石，杀人后又常常挤出几滴懊悔的眼泪；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

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集中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曹操这样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家形象，这样的“圆的人物”，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世界名著之林的艺术典型，具有永恒的审美意义。

（取材于沈伯俊《再论曹操形象》）

材料二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有着深远、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

三国之后，历代史家和统治者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采取了“拥刘”或“拥曹”的不同态度。但实质上，这种“拥刘”与“拥曹”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而已。

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下台，建立曹魏王朝后，继起的司马氏集团如法炮制，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政变，逐步削弱曹魏势力，最后推翻曹魏统治，建立了西晋王朝。因为司马集团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政权的，所以它必须奉曹魏为正统，将自己定格为曹魏的继承者，故陈寿的《三国志》将曹魏树为正统。东晋是一个偏安的政权，情况有点类似于蜀汉，于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提出，蜀汉才是正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不是正常的政权过渡，所以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认为曹魏是正统。南宋偏安，又有点类似固守四川的蜀汉，于是朱熹提出蜀汉是正统。明清的统治者，在理论上无法接受这种权臣架空、威逼皇帝并取而代之的模式，于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以后，终于将曹操和司马懿父子归入篡逆的奸臣。永乐年间的《春秋大全》，更是正式地将曹操归入“乱臣贼子”行列。

而民间，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拥刘反曹”倾向就日趋鲜明。尤其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因此，偏处西南一隅的蜀汉被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而盘踞中原的曹魏则被视为汉族政权的篡夺者。同时，民间的“拥刘反曹”情结还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在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对明君贤相的渴望。宋元时期，社会民众饱受压迫摧残。他们无力改变现实，于是将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君和文臣武将身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蜀汉君臣的贤明、仁义正好符合民众渴望明君贤相的理想，而曹操的奸诈、残忍正是他们所厌恶和恐惧的。于是，蜀汉君臣成为民间理想君臣的代名词，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美化；而曹操则成为百姓眼中残民害民的君主代表，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丑化。

元明之际，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罗贯中正是在元末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在民间浓重的“拥刘反曹”氛围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将“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熔铸于《三国演义》的创作中。他将大部分艺术心血都倾注在了刘蜀集团的那些“虎贲之士”身上，而曹操作为作者塑造的一个反面人物，却是“腹隐机谋”，他的智慧加上他的善用人才，使他在三国这个纷争的社会里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但所有的英雄业绩一旦和他在道德伦理上的丑行结合起来，就顿时黯然失色了。

（取材于赵凤杰《<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材料三

千百年来，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之所以难以统一，起因于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这个标准就是封建的正统观念。而正统观念自身充满了矛盾、虚伪和混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华夷之辨。可是，帝王有没有嫡长子，有没有一个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嫡长子，嫡长子是不是具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智商和能力，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嫡长子继承制来自宗法制。更重要的是，帝王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奉行一种“老子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的观念，而这种保证子孙坐享其成的制度又往往促成了子孙的腐败和无能。至于华夷之辨，有人认为，汉人建立的王朝代表正统。按照这种标准，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正统。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并不以为自己是“夷”，因为所谓“华夷之辨”，常常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看的，血缘、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反而是次要的。只要继承了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正统。事实上，汉族从来也没有“纯”过，汉族本是华夏众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历史上，只要使用汉字，奉儒家学说为正宗，遵循礼教，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那就会被认为是正统。

更何况，在有些文人那里，所谓“正统”更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三国演义》评点者毛宗岗曾说，要读懂《三国演义》，“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所谓“闰运”，指的是不正常的时世、乱世，如闰月之于正常的年份。毛宗岗说蜀汉是正统，是三国中唯一合法的政权，因为刘备是“帝室之胄”。可是，刘备是否景帝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毛宗岗认为：曾魏是“窃国之贼”，而且曹魏没有统一中国：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西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是一丘之貉，“亦不得为正统”。不但西晋不是正统，东晋也不是正统，因为“东晋偏安”，“愈不得以正统归之”。他甚至认为，“炀帝无道而唐代之，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至于宋朝，“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取得天下之正亦不能如汉也”。总之. 按照毛宗岗的意思，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朝代是正统，真正合格的只有汉朝和刘备的蜀汉。可见，毛宗岗的正统概念也是一片混乱。他指责魏和东晋是“偏安”，指责宋的版图不广，却不知蜀汉更是偏安的一朝。

（取材于张国风《曹操的“正”与“反”》）

沙井半日

邱振刚

深圳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色彩的国际大都市，但是，大概很多人都没想到，就在深圳市区内的沙井一带，竟然还有这样连绵成片，仿佛被时光遗忘了一般的古建筑群。其中最醒目的，是横亘在我面前的一道石桥，桥的四周，错落环绕着高高低低，样式不一的古代楼舍。

此桥名为永兴桥，始建于康煕年间，是目前深圳唯一一座古桥梁。我走到桥边，只见桥的样式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条石铺成的三拱石桥，各种雕饰也零散稀少，比起各处更有名的桥，如赵州桥、卢沟桥，显得朴素得多。但是，和很多已经仅供欣赏的名桥不同，永兴桥仍不停有行人步行或者骑车穿过。

当地文献上说，永兴桥建好后，周边的几个村落，村人要办理大小事项，如采买物品，探亲访友，无不要从这桥上经过，再加上茅洲河的水运功能，物资客商在此处往来穿梭，时间久了，旁边的村子都因桥而得名，如新桥村，桥东村等。甚至，桥边在清中期就培育起一个颇有些名气的集市——清平古墟，也就是我们下车时看到的桥头古建筑群。这些一户连一户的古建筑，构造互不相同，说明当年各有各的功用。向导说，这个清平古墟，当年有杂货铺、粮仓、打铁铺子、糕饼店等各色店面，如今还因为保存得好，还时常有学美术的学生来写生。

谈及沙井，蚝不可不说，因此当地的蚝文化博物馆便成了必经之地。沙井蚝早就名扬海外，沙井人养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当时本地渔民利用瓦片、石头，摸索出最早的养蚝技艺，并逐步将之成熟完善，一直到了今天。清代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说，“生食曰蠔白，腌之曰蛎黄，味皆美。”这寥寥短句，竟讲出了两种蚝的食用方法。问及当地盛产此物的原因，向导说沙井地处珠江口入海处，咸淡水交汇，特殊的水质给了蚝特殊的生长环境，也造就了它们清甜肥美的口感。

向导想必也是嗜蚝之人，一番关于沙井蚝的演讲，越说越热闹，篇幅颇不短，最后以一句“沙井蚝要等到每年冬至才上市，可惜你们早来了一个月”宣告结束。我和同行者瞠目叹气之余，只得转身进了蚝博物馆参观，聊以自慰。只见里面关于蚝的雕塑、壁画和各类工具一应俱全，有的蚝壳，已经留存上百年了，竟然足足有脸盆大小。尤其让人大开眼界的是林林总总各种养蚝、采蚝的工具，它们有的是木制，有的是藤编，其中几件，乍看起来像是农田里的犁铧，细细端详却发现并不一样。

走出博物馆，只见马路对面，夕阳慢慢地从一处小型祠堂的檐角上降下来，那照过古人的余晖，正淡然洒在街面上。那檐角似乎牵拉着我的思绪，让我思忖些什么。现代都市的气息早已在沙井渗透蔓延，和留存至今的历史风韵交织在一起，和谐得如同故友重逢，没有丝毫违和之感。这家博物馆的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成排成片的现代化高层公寓。或许在摩天高楼上看来，这里只是一处黝黑的角落。可无论城市如何变迁，崛起过多少座高楼，惊现过多少桩传奇，这里的人依旧葆有着自己的古朴，品咂着自己的人生。此时，来自不远处大海的风轻轻掠过，凉意在襟间升起。我知道，这道拂过了沙井街面的风，还会拂过曾氏祠堂前枝叶连片的老树，拂过永兴桥下的水波，也拂过离人的思绪。

远处，连绵不绝的璀璨灯光中，深圳的繁华夜景如大幕般拉开，这座年轻的城市进入了她最美的时刻。我想，自己需要修正一下最初的印象，沙井不是被时光遗忘，而是在时光的流逝中，依然对先人，对传统保留着一份珍视。在身后，博物馆的灯光已经熄灭，暮色更浓了。我路上来时的中巴车，车辆只是一两个转弯，就彻底汇入城市中心地带的车流。这半日的时光，这不长的旅程，只够略略走过沙井斑驳的历史，却已经仿佛一根接现代都市和昔日渔村的丝带，穿梭其中的滋味，让人沉醉，催人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