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对文人来说，行走是用双腿丈量思想。

⑵孔子的一生都在行走，都在漂泊，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在行走中发现自觉修养和虚心好学无处不在。弟子颜回对老师顶礼膜拜，连孔子走路的节奏与姿势也一丝不苟地模仿，亦步亦趋。庄子对这种没出息的行为很是不屑，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失去了自我，还能有多大折腾？所以他在《秋水》中编了一个邯郸学步的故事，来讽刺拘泥礼法的儒生。

⑶荀子的一生也走过不少地方，他在行走中发现了积累的重要性，他总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⑷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人走路讲究很大，大都中规中矩。有个性的走姿，还得看魏晋文人。魏晋文人放浪形骸，走路也不拘礼法，而且他们极喜欢行走。   

⑸文人常常用行走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独特的命运，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实际上是浓缩的历史。

⑹屈原走得沉重，他身上配挂着美玉，一路走来，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我依稀看到他行走的背影，高大的身子佝偻着腰，理想和道德的重量已经压弯了他的身躯，使他不堪重负。他的理想遥遥无期，又不甘舍弃，只好吟哦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路风尘，一直走进汨罗江中。

⑺李白的一生是艰难行走的一生，他的诗歌可以说是“走”出来的。他十六岁时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行走生涯，从蜀中一直走到夜郎，这个天生的有用之才，也深感行路之难，一下子作了三首《行路难》，对现实发出沉重的叹息和愤怒的抗议，所谓“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大道上青天，我独出不得”，多少压抑都付行走中！

⑻比起屈原和李白， 行走得比较洒脱。风雨横行的山路上，他穿草鞋，拄竹杖，笑吟“一蓑烟雨任平生”。而有一天，解衣就寝时，月光从窗口射进来，他又愉快地起床，走很远的路，去承天寺找到另一个无眠之人，一同闲庭散步，看月之圆缺，思人之悲欢。

⑼心理学家认为，走姿也暗藏着性格的玄机，比如走路的时候速度快的，一般待人接物比较认真而严谨，言出必行，目标坚定。

⑽似乎有一点道理。

⑾据萧红回忆鲁迅，说鲁迅走路很轻捷，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鲁迅在披荆斩棘中开辟自己的路，正如他自己所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⑿当代诗人流沙河历尽岁月的沧桑，谈不上人情练达，但却称得上世事洞明。在人人都想发财的时代，他说“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乐趣”，又叹“嗟吾辈之苟活，蚁走蜂忙，天天疲于奔命，看彼等之雄起，狼吞虎咬，处处敢于发财。”他自述退休后的生活是“不开会，不上班，远离文坛，不争长短。只读书，只写字，近到菜市，只买东西。”颇有些隐于闹市、仙风道骨的味道。与之对应，他走路似乎脚不着地，但绝不是那种让人担心的风一吹就倒的轻飘飘，他的飘逸之中有潇洒出尘的风度，用“大步流星，虎虎生风”来形容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也不过分，所以朋友们赞他“骨瘦身轻，风姿如鹤”。

⒀悲观者说：“每活一天就是又向死亡靠近一步。那时因为他紧盯着死亡，即使年纪轻轻也会步履沉重。

⒁中国人所有的陋习，差不多都被柏杨骂过，柏杨戏说他走路，一向两眼看地，瞧见一块钱，立刻一个箭步，抓在手里，死也不放。这种玩笑话，大概也是讽刺某些中国人的。

⒂读书是间接了解人生，走路是直接了解人生。

⒃有一首诗，写得很有意思：

现代人的通病是忽视了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身的浮躁，急功近利，往往“欲速则不达”。

⒄现代人的另一个通病是只重结果，忽视过程。其实达官贵人也好，贩夫走卒也罢，人生的终点站都不是一样吗？杭州的一家寺庙中有副门联，读之让人回味良久：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名乎利乎，坐坐再去。美学家朱光潜也曾提醒世人：“慢慢走啊，欣赏”，短短六个字，惊醒了不少人生旅途中的跋涉者。

⒅台湾作家张文亮就是一位，他写过一篇《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的文章，说上帝给他一个任务，叫他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蜗牛慢吞吞地让他烦恼不已，但同时让他闻到了花香，听到了鸟语，见到了满天星斗，他恍然发觉自己错了，不是上帝叫他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而是上帝叫 。

⒆文章告诉我们，陷入名利的滚滚红尘之人，放轻放慢人生的脚步，会发现享受过程的滋味其实很美。

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为一个历史变迁和衍化的过程。在早期，中国哲学除了先后传播于周边区城，对世界的其他区域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和世界其他文化传统(包括西方文化)之间，主要表现为空间上的并存关系，而没有内涵上的实质交流和互动。

到了明清之际，情况开始发生某些变化。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开始把西方文化，即古希腊以来欧洲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介绍、引入到中国。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将中国古代的若干典籍，首先是儒家的经典，翻译、介绍到西方世界。17世纪的时候，儒家经典已被比较完整地剖译成拉丁文，并渐渐为当时主流的西方思想家们所关注。

在欧洲，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不如中国人，而且，“中国哲学比古希腊人的哲学更接近于基督教神学”。考虑到莱布尼茨时代基督教神学在欧洲仍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一评价无疑是相当高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同样表现出对中国哲学的多方面肯定。伏尔泰指出:“中国的儒教是令人敬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这里无疑有见于中国哲学(包括学)内在的理性精神。

反观那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和哲学界，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对于传教士介绍的西方思想观念也给予了某种关切，但即使对天主教思想表现出某种认同和肯定的徐光启，也将主要的兴趣放在几何学等科学知识上。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言，徐光启时代的中国哲学家感兴趣的，主要是其中与几何学比较接近的、形式层面的逻辑学，对其形而上学、伦理学，则很少问津。王夫之认为:“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实測为得之。”这看法无疑受到西方实测之学的影响，但在哲学层面，却很难看到王夫之对西学总体上的正面评价。

可见，明清之际重要的中国思想家，从徐光启到王夫之，对西学都已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但他们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西学中科学与技术的层面，如历法、数学、实测之学，等等，对于哲学层面的普遍思想内涵、价値观念，在总体上并没有给予实质上的肯定。相对于布尼茨、伏尔泰等对中国哲学普遍内涵的关注和实残哲学等方面的推崇，中国哲学家显然没有在这方面给予西学以同样的关切。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由于缺乏专业哲学家的介绍和阐释，西方哲学难以展示其系统的图景，从而妨碍了中国哲学家对西学的理解;同时，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也容易使中国思想家对外来文化保持某种距离，等等。由此形成的结果之ー，是中西文化之间在这一时期形成某种不平衡或不对称:西方主流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重視超过了中国主流思想家对西方文化的重視。

(节选自杨国荣《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有删改)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而《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材料一

借助大幅图片或多幅图片所营造的视觉冲击力，图片往往能让受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人们更为真实地感受着新闻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印度洋海啸（2004年），镜头所摄下的是事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瞬间，而且能把人物的神情、事物的态势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现场感。由此，新闻获得了一种独特亲和力和感染力。而且由于其形象生动，所以附着于其上的意义能较好地被受众直观地感受到，这能强化新闻的传播效果。施拉姆认为，我们阅读新闻是透过新闻叙事来确认自己与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心理或文化的联系。新闻叙事的功能可能就是在满足大众某种心理需要，或是帮助大众完成某种心灵仪式。同时摄影图片也能最大限度地制造一种视觉快乐，图片叙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形式美的极致表现，从而给受众留下一种很强的观看体验。

（摘编自黄丽《新闻图片叙事的特征及效果分析》）

材料二

新闻不同于艺术创作，它的基本要求是真实性，记者绝对不能对新闻照片采取任何的修改。任何一个新闻事实，都只是一个最佳的典型瞬间，在这稍纵即逝的一刻，用什么样的角度，多大焦距的镜头，光图与快门的参数组合，不同记者拍出来的效果和画面肯定不一样，所以随机性拍摄也在考验着拍摄者的新闻基本功底。照片的最初编辑在这一刻也就基本确定了下来，而现在的有些新闻图片被摄影记者随意修改，甚至是由两张图片组合而成。随着新闻图片在媒体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需要新闻摄影从业人员提升自身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素质，必须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在新闻照片的后期制作中，要求图片编辑在处理图片的时候，除了一般性的调整外，不得对新闻照片做影响事实的电脑修改和暗房加工，坚持新闻真实性和新闻传播的准确性、客观性，确保摄影报道的公信度。新闻照片的编辑，也要以不破坏基本信息的传播为准绳，确保作者作品的完整性，绝不能断章取义。

（摘编自吴功胜《新时期新闻图片的真实性浅议》）

材料三

9日，云南昭通市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冰花”男孩王富满冒冰霜上学的图片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团省委、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省志愿者协会作为“青年之家”，面向全省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倡议启动“青春暖冬行动”。昨日，团省委、云南青基会、昭通团市委的工作人员为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及附近高寒山区学校，送去了“青春暖冬行动”募集的首批10万元爱心捐款。

（图片引自人民网，文字摘编自2018年1月11日（《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