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8年，茹志鹃写成了短篇小说《百合花》，先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在《延河》上发表了，就在小说发表三个月之后，茅盾向读者推荐了它，这——给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

茹志鹃因《百合花》而成名，在荣誉面前，她考虑的是更艰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励为动力，在创作园地里开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是她创作丰收的一年。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纭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一篇作品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乌云散去，晴空朗朗，茹志鹃终于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她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到《上海文学》，任编委，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创作上空白，生活却在延续，感情是延续的。”一个在艺术海洋里顽强探求的人，是不会徒劳的。茹志鹃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丰收的硕果。

茹志鹃作品中的鞭挞，有其深度和力度，在同类作品中也是高出一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心在流血，眼中充满了泪水。作家的鞭挞依然是属于她自己的。她说：“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中也使用起批判这一武器。……我发现歌颂固然需要洋溢的热情，而鞭挞需要的热情则十倍于歌颂。而且这种热忱，不是洋溢的、轻松的，它灼灼于内，到了使人心痛的程度，然后才流于笔端。”

从歌颂到鞭挞，这一变化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观点，观察社会的方式、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人生的里程中不能为人们所强求。

茹志鹃“文化大革命”后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除保留原来的精粹之外，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读了她的许多近作，称为由《百合花》般的清新、俊逸“演变为耐咀嚼有回味的静夜的箫声”。

茹志鹃沿着前辈作家为她指明的路，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沟沟壑壑；又带着无限的思念之情，走向新的生活。

(摘编自孙瑞珍《茹志鹃传》)

材料二

1977年，《上海文艺》复刊在即。我调回编辑部时，茹志鹃早已参加了复刊的筹备工作。她那时非常忙，亲自组稿、审稿、改稿、发稿。巴老劫后复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就是由茹志鹃一手编发的。邓友梅的获奖小说《我们的军长》更是在她启发、催逼、帮助下写出来的。当时还在工厂劳动的宗福先最早的文学作品也是送给茹志鹃看的。

一位作协老同事的儿子也经常送稿请茹志鹃指点，而当时那位同事被错划为“反革命”还在农场服刑。十几年后，这位同事的儿子以优异成绩出国深造，他一说起在自己被打入另册时，是茹志鹃伸出温暖的手，就激动不已……

我总感到，茹志鹃身上有一股正气，不骄不娇，无私真诚，对上从不媚颜，对下从不施压，她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选自《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

材料三

茹志鹃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极其贫困。由于两岁丧母，父亲离家出走，她只得随祖母辗转沪杭两地，靠手工劳作勉强糊口。11岁才上小学。祖母去世后，被孤儿院收养。后进上海妇女文化班学习。

……

进入新时期以后，茹志鹃的视野变得更宽广更深邃，作品“从微笑到沉思”，温存中透出辛辣，热情里蕴含冷峻，创作风格有所发展。

(选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