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和中华文化

周汝昌

《红楼梦》以前的章回体“稗官”“野史”绝无如此弘广深厚的文化内涵容量，曹雪芹以前的作者群，也不曾有过像他这般才情灵慧的大手笔：两者凑泊，形成了诞生这部伟大的文化小说的历史条件，正所谓前无史例，后继为难。

那么，这部小说究竟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哪些精髓、何等光芒呢？

简要而言，有两条主脉，贯串了全书。这两条主脉，并非我辈读者的臆想创说，实由作者自己明文提醒，即：一干裙钗、几个异样女子的“小才微善”。一部大书的主题眼目，豁然尽展于此。作者的文风，语淡而意谦，然其含蕴至丰。

 吾人须知：一“才”一“善”，便是雪芹对我中华文化这精髓命脉的最经济的简括和深识。

才是什么？一般理解大抵以为是指文才、诗才，在《红楼梦》而言更是如此无疑的事意。其实这是看错了。试看：一、无才可去补苍天--石头 二、才自精明志自高--探春 三、都知爱慕此生才--凤姐 四、试才题对额--宝玉 五、才选凤藻宫--元春 六、才华阜比仙--妙玉。这些例中，只有宝玉所试之才实指文才，其余诸人，皆非此一狭义可限。最明显的是探、凤二例，凤是今之所谓文盲，其才与诗文了无干涉。元春入选，明言是由贤德。妙玉的才，以仙为喻亦非仅指能诗而已。这样一说，则《红楼梦》所重之才，所包甚为广博。

原来，“才”是中华大文化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节目，是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一种高层次的认识感悟。在《易经》的《说卦》中就已提出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是谓“三才”的理念。“三才”概括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体性功能、生机动力，而人居三者之中，为“天地之心”，独占“性灵”之位。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哲思的另一逻辑形式。

天之才，表现为风云雷电，节序光阴。地之才，表现为山川动植，品类众生。人之才，则表现为智慧聪明，情思才干。所谓“天人合一”，实即“天人本一”，人也是天的一部分，也是天的精华体现。

所以，在《红楼梦》中原始根由是女娲炼石，石乃“通灵”——是为天人一体可以互感互通这中华哲思的“艺术解说”。

“才”，从汉字造字学来讲，它是植物生长而未成待展的意象——有如“半木”之形。而“华”即生命的升华，在植物表现为开花，在人则表现为“才华”。而才华者，在农工则为良耕巧匠，在士子即为诗圣丈宗，在妇女亦必心灵手巧，针黹皆能。此在古时，势所定才，“贵”“贱”分途，男女异致，而“才”的本质（体性）却是“其致一也”。

《红楼梦》首标一字曰“才”，其故在此。

有才者，必有情，“才情”一词，紧系两者，是以曹雪芹又曰其书“大旨谈情”。

那“微善”的善，又当何解呢？

“善”的包容量也十分广博，但，通俗地讲，它的主意义在于品德——品德与才情，正是我上文所标明的两大主脉。两者并驾而方轨，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亦即“鉴定”人的超标准尺度。

简单地“区分”：才属情，善属性。

 孟子主性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为旧时启蒙教材的第一义。《大学》开头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在曹雪芹书中竟两次分引过，堪称特例。贾宝玉公然宣称：除“明明德”外无书！

从这一点来看，曹雪芹所称于那些“闺女”（一干裙钗，异样女子）者，也应是“善”在性地心田——至少是以品德为主，而其他材具技能居次。

至此可知，一部《红楼梦》，主旨为的是给女儿传神写照，阐发幽光，而其所传，不离“才”“善”两端。即此一条主旨要义，亦足以可晓悟，这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名实相副，当之无愧，何用谦虚。

有人问，百年来，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科学技术，我们吸取了那么多外来文化，中国人是不是已经“他信”胜过“自信”了呢?

文化不是物资也不是货币，它是智慧更是品质，它不是花一个少一个，而是越用越发达，越用越有生命力，越用越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它有坚守的一面，更有学习发展进步的一面，学习是选择、汲取与消化，不是照搬和全盘接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谁学到手就为谁所用，也就归谁所有，旧有体系就必然随之调整变化，日益得心应手。

文化也不是垄断性、山寨性的土特产，它既有地域性，更有超越性与普适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无须追求的单一、唯一、纯粹。如果用产地定义文化传统与文化内涵，国人吃的小麦、玉米、土豆等，最初都是舶来品，连中餐都不是绝对的“中”了。再看日本，先学中国，后学欧美，已经大大发展了日本文化。美国更是移民国家，文化土产有限，但绝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的态度正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掀起改革浪潮，但是那些了解中国的西方政要和学者，如撤切尔夫人等，唯独看好中国的改革；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更是直言：中国可以实现跨越，“我相信中国正在向着成为21世纪第一流的国家稳步前进。”他们赞赏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与应变康复能力。他们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身上，看到了坚韧灵活，看到了既独立又开放，善于以退为进、转败为胜。果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自己就更没有理由反过来嘲笑我们百余年来改革开放、旧邦维新的大手笔了!

文化一经吸收采用，必然与本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发展成为***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它们当然是中华文化而不可能是什么其他文化。孔子早就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孟子干脆明确孔子是“集大成者”，是“圣之时者”，说明圣者也要追求现代化、当代化。

我们主张文化自信，不是说只有中华文化是优秀的。《礼记》早就告诉我们:“学然后知不足。”《尚书》的说法是:“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我们从不认为自身足够完满。我们对全球各国各地的文化必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我们必须重视、珍惜中华文化长久而又丰富的历史存在，重视它为我们当代快速发展所奠定的基础。越是经济全球化，越是西欧、北美取得了人类文化某些优势甚至主流地位，我们越要加倍珍惜自己的文化成果，越要思考为何或异其趣的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参照作用越来越大。

（摘编自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

很多经典文学作品最近被贴上了“毁三观”的标签：《红楼梦》写的是“富N代的爱恨情仇”，《包法利夫人》写的是“爱慕虚荣的白富美”，《追忆似水年华》被认为是“体弱多病的高富帅写了本无病呻吟的碎碎念”……经过时代检验的经典作品怎么在一些读者眼中变成了“毁三观”的作品呢？

标签可能是彰显特质，也可能是偏见障目。标签会使人无视作品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入了解的动力。作品是作家无声的申辩。包法利夫人自杀是时代的悲剧，福楼拜深刻揭露了造成这一恶果的各种因素，这种对个人、社会的批判不是“爱慕虚荣”的标签所能囊括的。马克思的女儿在英文版《包法利夫人》导言中指出：福楼拜的这部作品的实质是道德的，健康的；我们见到了邪恶，但没有被它所感染。

人需要审视自身的存在状况，而文学正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文学的世界里不是简单呈现好人与坏人的对立，那里只有人的棱镜，作家没有站在道德的彼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德行有亏就是“毁三观”？难道高大全就好？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在塑造生动立体的人物、展现人的复杂性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道德的边界，对逾矩、背德、困境的描绘，同时也是对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文学以不同于科学的方式揭示出生活中某一事件的普遍性，披露生活本质的一棱一面，都是意义生成的基石。文学作品对人性的剖析、对救赎的探索，对读者有着重要的警醒、借鉴意义。文学作品在时间的链条上点亮智慧，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和生命的可能性，在心灵的对话中，用艺术形象去涵养、发展、健全人格，让世界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模糊，让读者心理成长。从《俄狄浦斯王》到《背德者》，其中的自我救赎、对善的呼唤，引发读者共鸣、带来反思，最终产生心灵的净化，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文学的文献价值在于它是时代的纪念碑，《红楼梦》中的时代风云、《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世态人情，都是作品得以成为世界经典文学的过硬理由。文学既再现生活，也造就生活；既照亮远方，也照亮深渊。文学中建基于大地的世界，经由读者得以呈现。当作者与读者的心境在碰撞中生成意境，作品对读者敞开了，读者因简化而遮蔽的行为是对作品的不尊重。读者的评判应该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质疑，从更高更广的维度审视作品、自我、生活、时代，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只顾贴“毁三观”的标签，却没有细想人性的复杂、生活的百态，确实有失偏颇。

现实主义文学特别关注人的生存困境：悖谬、失落、迷茫……现实主义展现着人的个性、共性、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所呈现的正是从揭示社会谬误案例到进行经验教训总结的心路历程。在“加强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在时代现场秉笔直书。正如作家加缪所说，写作“是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选自2018年10月26日《中国文化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