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旁的老年人。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将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客观地讲，在我国目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空巢老人“不敢老”的问题仍存在困难，需尽量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担忧。

（摘编自王庆海《破解空巢老人养老难题》）

材料二：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徙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

（摘编自贾壮《“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材料三：

农村空巢老人安全现状令人担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面临着外在危险的威胁，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在受到外力侵害时无力抵御和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多陷“内在疾患”。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在80%以上，甚至有50%以上的老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村空巢老人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以下六个方面：自理能力下降，慢性疾病，消防隐患，用药不当，不法分子诈骗、入室盗窃、抢劫，住房老旧。

下图是对农村空巢老人猝死家中的原因的调查统计分析。

（摘编自张晓琼、侯亚丽《晚年何以安度：农村空巢老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四：

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的步步逼近，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把“互联网+”和养老服务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目前正在进行这样一种有益尝试。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一键呼叫式”养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便利，而便利也往往是老年人群体所最为期待的。通过“互联网+”把以上这些老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资源、服务整合到一起，老人身边只要有一个电话或手机就可以轻松享受这些资源和服务。

养老服务网络等于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市场和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

但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群体要想充分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便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那些被纳入养老服务网络的企业、商家在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上给予必要的引导，以避免有企业和商家哄抬服务价格，导致老年人群体消费不起的情况；二则，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该加大养老补贴和救济的力度，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享受养老服务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服务。

（摘编自苑广阔《盼“互联网+”惠及更多空巢老人》）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在广雅中学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荣华富贵及身而止，但学术之成就，可以垂及久远，嘉惠后人——梁同寅这样强调做学问的好处。此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之后，他又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鉴于当时国家正处于抗战的社会环境，面对着社会保障在中国难以真正实行的残酷现实，他认为所学的理论都是舶来品，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问题，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用武之地。黄德鸿师从的卓炯老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经济学比较了解，所以学校很自然安排我进行工业经济的教研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暨南大学，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变幻莫测的经济风云，黄德鸿积极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篇篇论文分量十足，对广东省甚至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的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

黄德鸿十分重视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1985年，黄德鸿担任《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委兼分编《计划管理与经营决策》主委及条目撰写人，这是我国首部企业管理百科全书。1988年，他参加《中国工业经济管理》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该书1991年获“光明杯”社科著作荣誉奖。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既不同于欧盟那样的区域联盟，又不同于一国之内各地区间的经济联合，以往的区域经济理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不能解释这个区域现存的经济整合，必须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他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个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5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即使年事已高，他也仍然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学术生涯七十余载，且漫且长，黄德鸿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他主张要先学做人，后学做学问。黄德鸿经常告诫学生，为人处世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骄傲自满在学问这部字典中是永远查不到的。他以身作则，甘当人梯。他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生倾注学术研究的黄德鸿教授，为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又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观之可以鉴照世人。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我们应当怎样传播经典文化？

王呈伟

①文化经典之于国人不仅象征了传统文化中的泰山北斗，更是民族一脉传承智慧的皇皇巨章；在老百姓眼里，那是读书人才能触摸到的高度，而自己无缘进学，只能算作殿堂外的旅人或侍从。从这个意义上说，于丹的“说论语”使文化经典的阅读贴近了大众的生活，应该是文化普及中一次有价值的实践。

②其实历朝历代注《论语》，释儒学的学者可谓太多，不过他们所秉持的观点和解读的角度都是从对百姓的思想教化入手，以此来维护社会规范秩序。文化经典的传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宣扬统治者观点的浓重色彩，成为特权意识或统治观念的载体。当学者们蘸着时代的流行色去润色原著的底色时，文化经典的意蕴就自然而然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烙印，就传播文化经典而言，摆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选择什么的问题，是继承有汉以来的儒学，还是两宋之后的理学？抑或是上溯到先秦的儒家？

③不管怎么说，今天的学者把历史的真实和版本的故事嫁接起来，运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讯传媒，让视听大众走近了传统文化的艺术殿堂。百家研读，百花齐放，有的结出些老百姓能吃的瓜果，有的只开些花儿让百姓看，有的只长刺；批评家们像蜜蜂飞旋在花丛中，忙着采蜜，传粉，当然也有只会嗡嗡地叫来吸引人们视线的，春光乍现一片喧闹而繁忙的景象。不过学院派的学者大多坚守自己的学问准则，   研究一辈子悟得其中一小部分， 只把这点心得变成大学课堂的讲义，不和老百姓搭界。因此如何把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传播到老百姓可以拿来引用的层面，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学人必须作答的问题。

④横向比较一下其他民族的经典文化传播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他们的经典特别注重把道理的深意融化成生活的小事，而事情的发生发展都尽量接近大众的生活，让百姓在做的过程中不断感悟经典中蕴涵的道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传播的内容应当是重叙事而非强化理论的，重感悟而非强调灌输的，重生活而非学术表达的，重朴素而非刻意诗化的，重远播而非画地为牢的。而我们因为历史的厚重则使文化越来越深重，如此下去恐怕民族飞翔的翅膀就有承载不动的那一天，使民族文化经典终会沉寂成书馆的摆设。当文化滤去了历史的沧桑和传承的沉重，体现出一种平民思想和民主意识，传统文化的传播才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⑤目前，电视上读经典已成为一种现象，一种视听大众避不开的文化话题。那种生动而非刻板的，生活而非学术的，平民而非精英的，普及而非个体的讲述方式，终使文化经典成为普通大众生活中“歌其食”、“劳其事”。其实大众的需求就是讲者把藏在书阁中的藏品以一种趣味性而非陈列式的方式展现给读者。

⑥话说回来，目前的文化传播还只停留在热烈地回味民族文化经典的层面，要激发出人们关注现实的勇气和睁眼看世界的智慧，把解决现实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和目标，还须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普世教育家的情怀和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