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秋莎

田洪波

中午时分，响彻在两边战壕上空的枪声开始零星起来。渐渐地,硝烟也一丝丝散去，意味着酷烈的战斗进入一个休整的间隙，很多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十余个尚是娃娃脸的士兵全身心放松下来，逐渐恢复他们本真的一面，开始嘻闹起来。连长安德烈无声地笑笑。这样的场面他很欣慰,毕竟在德军猛烈的炮火中他们毫发未损。这是一支由多数青年人组成的步兵加强连，他们刚刚在与德军的交火中占了上风。

时间真快啊！安德烈闭目想着心事。转眼几个月过去了，他领着这群孩子与德军奋战。当初，他们的父母信任地把孩子们领到他面前时，他还是有一丝担心的。可是，经过炮火的洗礼， 安德烈现在觉得他们已经是成熟的战士了。

士兵们轻声哼起了歌，安德烈依然淡淡笑着。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旋律：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漂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安德烈把身体往壕沟的深处偎了一下，摸出宽宽的烟叶卷了支烟叼在嘴上。喀秋莎，正义的喀秋莎，那是他们心灵深处最神圣的3个字了。

“嘘，你们听!”突然有人把手指压在了唇上，示意大家注意德军那边传出的动向。

安德烈急忙把烟按灭在焦黑的泥土里。大家都悄然侧起身，屏息静听德军的风吹草动。大家的笑容开始收紧了：她在歌唱草原的雄康/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啊， 这歌声/姑娘的歌声/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

见鬼，居然有人在唱《喀秋莎》！是德国人在唱吗？他们也喜欢《喀秋莎》？怎么会呢？那是我们苏联人民的歌曲啊！安德烈惊诧地睡大了眼睛。他感觉周身的热血在沸腾。该死的德国佬，不许你们玷污神圣的喀秋莎！

大家都听得真切，都把目光转向安德烈。安德烈分明听到自己身体里的每一个骨节都在炸响，他凛然着一张脸拿起了望远镜。果然，他看到几个德军士兵正围在一架留声机前，有滋有味地跟着哼唱。让安德烈万分气愤的是，他们居然那样陶醉，完全忘记了是在战场上。

安德烈觉得这是不能熟视无睹的，他甚至认为，这全然就是德军在向他们挑衅！是的，他们拥有先进于己方数倍的武器，他们人数占优，他们中的许多人战斗经验丰富，但他们不可以唱我们国家的歌曲，不可以用这种方式蔑视我们！这就像自己的孩子，不共戴天的敌人可以随便地抱吗？可以肆意地喜欢吗？那无异于剜我们的心头肉！

“准备战斗!”安德烈下达了命令。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绝然。

可是副连长瓦西里用手压住了他的枪身，事实上瓦西里一直在观察安德烈的情绪变化，现在他不能不挺身而出了。瓦西里緩和着语气说没有接到上级命令,这仗不能打！力量太悬殊了，刚才的胜利并不能说明什么。作为一连之长，你不能意气用事！”

安德烈冷笑情况特殊，不请示也没错！就算我答应，那你问问孩子们答不答应？”安德烈等到的是青年人的一致响应，他们摩拳擦掌，义愤填膺，纷纷将子弹推进枪膀。瓦西里还想再说什么，安德烈已经大手一挥,指挥战士们各就各位，随着一声号令，密集的子弹就雨点一样向德军阵地射去，

战斗又开始了，这一次持续的时间似乎更长，也更惨烈，双方都不断有人倒下去安德烈杀红了眼，带领几个勇敢的战士冲锋在前，打退了敌人，占领了德军刚刚还逍遥自在听歌的阵地。

到处是残垣断壁，一些树木还在燃烧。在一条战壕里，安德烈看见那架留声机还在转动，《喀秋莎》的旋律还在他走上前用手搬开了唱针,拿起唱片。

阵地上死一般寂靜。

瓦西里悄悄站在安德烈身后，沙哑着嗓子轻声说孩子们……都牺牲了！”他看见安德烈身体摇晃了一下，然后那个庞大的身躯慢慢跪了下去，最后匐伏在地，哭成颤动的一团。

材料一：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恩网进行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19 年春节档 调查”结果显示，科幻片《流浪地球》以 85.6 分获档期满意度冠军。

“太阳系即将毁灭，人类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这个听起来既疯狂又炫酷的 “末日故事”，来自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的作品，构成了电影《流浪地球》的基本内核。导 演郭帆的团队非常成功地把这个小说里面的中国内核，幻化成了电影里面观众看到的那份具 有强共鸣、强共情的中国式故事和情感。在《流浪地球》的出品方之一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 总经理张苗看来，“中国科幻影片和好莱坞科幻影片的最大差异，取决于有没有一个中国的 内核，而这个内核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人物、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情感”。

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赵葆华表示：“《流浪地球》在制作上显示出了中国电影工业 的成熟度，内容上体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忧思和责任的担当，是一部让中国从电影大国 向电影强国转型升级的代表性作品。”

《流浪地球》的上映让中国科幻电影看到了发展的空间与希望，看到了与好莱坞大片竞 争的力量与勇气。影评人韩浩月表示：“国产科幻片可从《流浪地球》中获得大量可借鉴、 可复制的经验。以前国产电影都是‘土味儿科幻’，今后可以把格局打开，营造宏大的史诗 效果。”

（摘编自《春节档电影：高质量成就好作品》，《光明日报》2019 年 2 月 12 日）

材料二：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2 月 4 日刊登题为《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太空竞赛》的文章，作者为史蒂文•李•迈耶斯。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是太空探索的后来者，同样，在电影业中，该国也是科幻片的后来者。这种局面即 将发生改变。

中国首部以太空为背景的大片——《流浪地球》，2 月 5 日上映，外界认为这标志着中 国电影制作新时代的到来。

据报道，这部电影的预算接近 5000 万美元，以美国好莱坞的标准来看不算高，但在中 国已经可以说是大手笔。7000 多人参与了制作。其中大部分场景拍摄于由房地产和娱乐业 巨头大连万达集团投资 80 亿美元在海滨城市青岛建设的东方影都。

郭帆说：“我真心希望这部电影至少不要赔钱。只要这部片子不赔钱，我们就可以继续 制作更多科幻电影。”

刘慈欣小说的流行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最近的两部好莱坞电影《地心引力》和《火星救援》也有助于引起观众的兴趣。这两部影片都包含了重要的情节转折，正面展现了中国的 太空计划，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 2019 年 2 月 11 日）

材料三：

今天再谈论科幻电影，为了与之前的国产电影区分，人们往往会加上一个限定词“硬核”。 够不够“硬核”，成为评价科幻电影的关键指标。其实，“中国硬核电影科幻元年”的提出， 并非简单的噱头和炒作，而是各方面条件成熟后的“呼之欲出”。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过去引为笑谈的简陋特效逐渐成为历史。而中国电影 视效公司对视效数据库的建设和制片体制中“后期前置”逐渐普及，使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具 备摄制比肩准一线大片的硬实力和先进的摄制流程。而从人文思想演变角度来看，一战后， 西方世界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对人类的“反噬”和伤害的思考一直贯穿于其科幻电影创作之 中，“废土”与“末世”构成很多科幻电影的主场景。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新中国成立以 来，不管是“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还是“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我们对科技进步主要持“可 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乐观精神。因此，在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的成功实践 基础上，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世界科幻文艺创作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 年 2 月 15 日）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改动）

我是天生的诗人

施立松

邵洵美生于豪富之家，祖父邵友濂是清廷一品大员，外祖父盛宣怀是清末首富。19岁那年，邵洵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原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因喜爱文学，转而研读英国文学。

混乱纷争的时代，邵洵美仍一味吟风颂月，追求唯美。在他眼中，艺术是自由、是奢侈、是繁荣，是灵魂在欢乐中的跃动。他写诗，要写在没格子的白纸上，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直接付印。他的英式诗风，诗句唯美，色彩斑斓。邵洵美因此被冠以“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但邵洵美对自己的诗作成就不太在意，只是享受读诗和作诗的乐趣。

邵洵美向往法国的文学沙龙，他特意将书房布置成“花厅”（邵洵美对沙龙的雅称），供朋友们聚会。他还发文呼吁：“但愿我国诸交际领袖，把麻将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则真正的文艺复兴，不难实现也。”他决定“以身试法”，培养“附庸风雅”的风尚，自己做起“花厅先生”。当时，中国这样的“文艺客厅”少得可怜，有名气的仅上海曾朴的“真善美”书店，北平林徽因家中的“太太客厅”。邵洵美的“花厅”是诗人、小说家、画家聚会的场所。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一幅《文艺茶话图》，好比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集体照，上海大部分文人都在其中。

在很多人眼里，邵洵美是个十足的书呆子：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也慷慨解囊。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要陪丁玲带着新生的婴儿，回湖南老家避难，可身无分文，邵洵美得知后，立即送了一千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需要还。为此，他也得了“文坛孟尝君”的雅誉。

开书店、出刊物，于邵洵美是娱人悦己的梦想。他创办了《狮吼》月刊，开其出版事业先声。随后，他又用祖上遗产在上海静安路创办了金屋书店，号称“海上最高尚的文艺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

角色虽不断转变，但邵洵美的诗人气质、理想主义，却始终不变。转向出版业后，邵洵美仍不改唯美趣味，办刊物不忘注重形式美。他花五万美元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由个人独资购买影写版印刷机，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邵洵美是第一人。他为一大批朋友出书，奖掖新人，遇到贫寒尚未成名的文人不惜赔钱出书——沈从文就是一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为邵洵美订了两张赴台机票，但他以不忍离开家人和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拒。叶公超得知后，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他也谢绝了。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搞出版、办书店的热情不减。不久，《人民日报》一连七天刊文批评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出版社被迫停止运作。后来，他因一封英文信，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逮捕审查。出狱后，他与儿子、儿媳妇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穷得连床都卖了，睡在地上。但他唯美初心不改，还是会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即使贫病交加，也照样把印有“杜甫草堂”的邮票制成书签自赏……老友施蛰存感慨：“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有人说，邵洵美是文学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对此，邵洵美生前早已释然。1936年，而立之年的邵洵美写了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相关链接）

①他爱写诗，有人评价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摘自《唯美诗人邵洵美》）

②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派人送来5000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严词拒绝。（摘自章克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