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本不同，互联网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非补充品。这种情况源自一个隐喻：人脑和电脑的本质相同。这大概是所有关于人脑的错误论断中涉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一个了。如果此言成立的话，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也丧失了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互联网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的有机性质——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生物记忆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而存储于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则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何时，只要一上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也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因而难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过程中变得善于遗忘，因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已经变得空前薄弱了，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加以控制的能力，关注对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竟然浑然不知，因为关于以上种种的自我意识在上网时已灰飞烟灭。没有专注，便没有记忆，神经学家对于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有关研究与发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未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以支持和延续。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美国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警觉地道出了潜在的危险：“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渐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阔延伸但极其稀薄。”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承载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至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如果把人类的记忆通过“外包”的形式托付给互联网，那么人类文明将面临消亡的危险。

(选自吴靖《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有删改)

唯一的老舍

毛志成

①在谈论老舍时，我不想局限在老舍的业绩中。认识老舍，如果只将他视为作家、文学家、语言大师等等，那也只是从“文格”的角度认识了老舍，而淡化了他的“人格”质量。老舍一生的活动，文化、文学只是他的一个关注点，事实上，他始终全方位予以关注的是社会命运——特别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也包括对中国“国民性”的透视和扫描。老舍是中华民族广袤而平凡的文化土壤上挺立起的一株耐苦大树，虽不夺目地高耸，但他立足于向社会和民众植根、伸枝、展叶、释氧，兼之增色添美。老舍的作品，无论是发轫之作的《老张的哲学》，还是代表作《   Ａ   》、《正红旗下》，以及立身之作《四世同堂》、《 Ｂ 》，无不昭示他是一位与中国民众息息相关，将文化功利与社会功利融为一体，而且个人命运与时代的总体命运互为形影的，必将永远使历史不能忘记的民魂式的作家。

②老舍在人性品格上首先是好人，是善人，他很少骂人，倒是尽量多地助人、济人，反右时有人当了右派，老舍一有机会照例请他们在小饭馆中吃一顿饭，于“莫谈国事”之外也尽量给这些“另册”人士多一点温暖。

③老舍绝不是生活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上的贵族。从他以“旗人”名义出生的那天起，就饱受贫困、压抑。但有人依据老舍的出身，将他定为“穷人”，有的甚而喻为农民，这样的比附，在见解上其实也是很粗俗的，乃至是大谬的．泛义上的穷人，特别是彻底式的穷人——即德穷、财穷、智穷、文穷的群落，是不会从中诞生出老舍的。老舍的“旗人”裔脉，老舍的基督意识，老舍的求学欲望和从教、从文意趣，都使他大大有别于一般的穷人。 

④老舍一生的“急就篇”式的作品很多，占了很大比重，但他的“急就”，是急于国事、民事。“国家不幸诗家幸”（清赵翼语），诗家的“幸”不是指幸福，而是指活跃。文化人在国难期间的创作活跃，必然是与“及时”同义的。爱国爱民之心驱使他往往愤然疾书，匆匆命笔。舍弃个人虚誉，不做“逸士”，而与国家命运、民族疾苦同呼吸，这就是高品位文化人的基本品格。

⑤以老舍的宽容通达，兼之常有自悲心态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惯性，人们有理由做出一种推测：老舍会逆来顺受，苟安乱世，但这种推测是对老舍的不深知。老舍的脸常常是笑呵呵的，但老舍的骨头是坚硬的。他可以受辱，但不能自辱!

⑥老舍之死，可以认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却不能否认它的必然性。那是个扑灭良心、扼杀正义、粉碎文化的年代。倘若老舍永远地、固执地维护自己的善恶观、美丑观、是非观，并要始终渴望举起善人的旗帜、善事的旗帜，到头来时代的恶化已经趋于惯性化而又势必趋于极端化，连他本人无论如何忍辱负重、谦恭处世也无法做到委曲求全的时候，命运给他的终极安排只能是向世界告别。

⑦反刍老舍，就是反刍一个时代。但愿我们此后百年千年从这样的反刍中，汲取老舍的宝贵营养——中国文人、中国作家，人格毕竟重于文格。用一句名言作结语，就是：多么出色的卓人也有过卑怯的时候，但卓人之所以是卓人，就在于他尽可能和最终不向卑怯低头！

报纸广告、印刷广告、户外广告、电视广告……如今，几乎在人类生存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充斥着广告的身影，它也已经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属于现代商业手段的广告已经相当发达。

“当日晌午时分，武松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这是《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中的情节。

也许主人公武松以及作者施耐庵对这个场景并不会认为有什么特别，但那面招旗其实是一张构思独特、创意高超的酒旗广告，”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更是巧妙地道出了酒的质量。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广告也随之产生。只不过由于战争的原因，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随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广告与商业经济都一同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中国历史五个时期中最鼎盛的唐宋时期，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善。

唐朝国力强盛，相继出现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规模扩大，两宋时期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齐头发展，为唐宋时期的广告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的广告丰富多彩，竞争加剧，使得广告的形式、样式远远超过了先秦两汉。

在纷乱错杂的唐宋广告中，大概可以分为五种形式。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唐宋的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当属“招幌”。这种东西又称望子，原指布幔，后被引申为扩展的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是旧时商店的重要标志。如酒幌、理发幌、膏药幌等。

除了“招幌”之外，唐宋时期的商人对招牌字号非常重视。招牌是商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是传家之宝，他们会倾全力来保护和珍惜招牌的信誉，因此在招牌形式与制作上也非常讲究。

除了上述两种之外，唐宋时期的广告形式还有欢门、灯箱、印刷广告等。其中欢门就如同与目前搞大型庆祝时使用的冲气拱门，而灯箱广告则是在灯笼上题字用作广告宣传。值得一提的是印刷广告，随着纸张与唐字印刷术的出现，宋朝时期就出现这种新的广告形式，在如今能够看到的宋代文物中，大都带有私人标记，既有工匠的籍贯、姓氏，又有生产作坊的记号、产品介绍等。

同样的瓷器，有铭文的总比没有的好。多一个铭文就会多传达出一份信息。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对广告的狂轰滥炸产生了厌倦，但假如是在一千多年前的瓷器上作广告，那就能让人耳目一新了。唐代的长沙窑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铭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白釉花口瓶，腹上刻有”丁道刚作瓶大好”。这样的自吹自擂，一点也不比现代广告逊色。相对明清瓷器上的“玉堂佳器”、“美玉雅玩”、“奇珍如玉”等等，却没有唐人的直率，反而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感觉。

有人认为，瓷器上的广告说明了当时行业竞争的激烈。备受人们喜爱的诗词铭文瓷器的出现，也是行业竞争的结果。湖南望城县唐代铜官窑出土有几百件铭诗的瓷壶，诗的体裁主要有五言、六言两种,其中大部分是五言诗，有近50种字体以行楷为主，不见草书，更不见篆书，说明识读的对象主要是文化不高的广大群众。壶上已发现唐朝著名诗人的诗3首，而且，这些诗绝大部分未收入 《全唐诗》。有人称这些诗为出土的唐诗，是陶瓷诗的鼻祖。  

节选自《探索·发现 中国千年前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