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近百部古装剧涌进荧屏，中国灿烂的历史成为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然而与此成反比的，却是精品剧难见，而华丽空洞的视听垃圾居多。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传承历史文化，传播历史文化，古装剧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但是既然选择了拍摄古装剧，就应该好好研究历史，认真推敲时代，让古装剧能真正把观众带进真实的古代，让观众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丰富历史文化知识。千万不可让现代人穿上古代的服装说现代话、做现代事，这样的“古装剧”就没有“古代模样”，只有“滑稽模样"罢了。

拍摄古装剧是为了传承古代文化，启迪今日征程，丰富公众精神生活。拍摄古装剧不能背离“古代模样”，只有回归古代“初心”，才能赢得今人“爱心”。

(摘自《尊重历史，传承文化》，作者：张琼)

材料二：

不论是“戏说”还是“历史正剧”，早年的清宫剧几乎都有共同的价值指向—从宫廷斗争透视家国命运，更多体现的是对国家命运以及民族未来的一种思考和想象，借古鉴今的目的比较明显。而近些年的清宫剧逐渐趋向内在、特別是演变为“后宫女人”的争宠戏后，不仅失去了从前清宫戏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人文情怀，反而以架空历史的方式来讲一些小情小爱、勾心斗角，借此隐射当下职场的那点“小九九”和是是非非，而这也正是当下生活即刻化、碎片化的一种投射。

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求真务实的制作态度的回归。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故事，既包括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包含了中国历史故事。需要指出的是，优秀古装剧即便不是严谨的历史再现，也需要通过虚构情节之下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底蘊来昭彰历史，抵达一种虚拟外壳下的真实内核，从而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肯定。这中间，见章法、见功力，也见人心。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张凡)

材料三：

历史剧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应允许必要的虚构和杜撰。司马懿是否“妻管严”、纪晓岚是否真的“铁齿铜牙”、魏璎珞是否跟富察·傅恒有感情，都不妨“戏说”。历史剧的主要价值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历史想象，并经由这一历史想象传递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告诉观众历史运行的规律，或者启迪观众对现实进行思考。比如《大明王朝》《琅琊榜》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传递的历史观之于现实强烈的借鉴意义。

但时下的历史剧之所以鲜有佳作，归根结底，它们大多摒弃了历史思考，只不过是借助历史剧的外壳拍言情剧，在虚构中凌空高蹈。表面上这是创作技法的问题，实际上是历史观的问题，它折射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历史不过是一块幕布，宋朝唐朝清朝不过是背景，是主人公卿卿我我、为所欲为的空间，它们并没有什么值得探究或者检视的。这种轻薄的历史观会对年轻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历史在他们的眼中变成了空洞、轻薄、虚无的存在，他们也将成为“轻飘飘”的一代人，少了历史的负荷，很难迈出坚定有力的步伐。

(摘自《南方周末》，作者：话剧人)

材料四：

但凡备受好评的古装剧，对古代礼仪的考究都是精益求精。《甄嬛传》中的第一个镜头——太监执鞭三响、群臣上朝的画面，至今令人记忆深刻。这一镜头就是严格按照史实而拍，而非大多清装剧中太监们那句拖长尾音的“上——朝——”。《甄嬛传》中还有许多类似的纠偏，包括上朝的时候群臣是在乾清门御门听政，而不是像众多清宫戏里演的在太和殿或乾清宫，太监、侍卫路遇皇帝或妃嫔时须躬身面壁，宫女夜晚侍寝时，只能抱膝和衣而坐随时听候召唤……类似的礼仪都需要事先由礼仪老师教会演员，拍摄时还需现场监控，避免演员因为紧张或者忘记而犯错。

在《甄嬛传》里，后宫的嫔妃们身穿旗装，踏着“花盆底″，身姿婀娜。为了更好地找到走路的感觉，孙俪在开拍前一个月就向剧组借了花盆底鞋，自己在家中暴走练习。尽管如此，由于横店有不少路都是用鹅卵石铺的，走路时摔倒、崴脚仍时有发生。

(摘自《乐读网》)

1978年的饺子

刘建超

队长把我领到绪叔家时是秋天的一个午后。

“绪叔，这是咱队的下乡青年，姓刘，轮到你家派饭了，三天，要让青年吃好，老规矩，三天里得给青年包顿饺子吃。”

绪叔四十来岁，已是满脸皱纹，头发花白。“放心吧，青年是咱的亲人，自己吃不好，也得让青年吃好。”

绪叔家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绪婶腿有残疾，走路不是很方便。我在绪叔家里第一次吃饭，竟然吃到了野菜。以前总说过去如何如何艰难，吃不到粮食只好吃野菜。没想到绪叔家的野菜调拌得那么好吃，看到我吃得还好，绪婶放心了，说：“城里的孩子金贵，怕你吃不惯呢。”

我刚下到队里，队长不让我开伙，说先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吃派饭。每家三天，还规定三天中得让青年吃顿饺子。

在绪叔家的三天里，我没吃到饺子。最后一顿饭是捞面条，浇蒜水，拌的苦苦菜。不同的是在我的面条碗底有两个荷包蛋。绪叔一家吃的是红薯面条。绪叔拍拍我的肩膀说：“青年，我欠你的。”

晚上，队里记工分，队长大声问我：“青年，是不是家家都给你包饺子吃了？谁家没有包，我扣他10工分。”

我说：“都吃了。明天我就自己开伙了，谢谢大家。”我看见绪叔把头放得低低的，烟袋锅子散着浓烟，呛得人想流眼泪。

绪叔家把着村口，吃饭时总是端着碗，蹲在门外的一只石磙子上，一边喝汤，一边和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打招呼：“吃了没有？没有？那赶紧回家吃吧，都晌午头了，可该吃饭了。”

“吃了没有？吃过了？噢，吃过我就不萦记了。没吃，咱锅里有。”

没有见到谁能吃到他家一口饭。一天，我们几个青年故意待在绪叔家不走。

绪叔说：“你们也不回家招呼一声，家里人该着急了。”

“都和家里说好了，今黑儿在绪叔家喝汤。”

绪叔磕磕烟袋锅子，“今黑儿当真在叔家喝汤了？”

我们几个点点头。

“中！”绪叔起身从大缸里挖出几瓢麦子，倒进一只布袋里，说：“等着。我去磨麦，咱吃捞面条。”

绪叔出去了。我们在屋里打扑克牌。

绪叔空着两手回来了：“球，电磨那停电了，麦也磨不成。”

我说：“绪叔，咱不着急，咱等电来了再说。”

绪叔打发绪婶：“去，再去看看，我就不信后半夜还能不来电。”

“要等到后半夜啊，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到嘴里哪。”我们就嘻嘻哈哈地告辞。

绪婶在门口悄悄地往我手里塞了个鸡蛋，鸡蛋还是热乎乎的。绪婶低声说：“刘青年，你们以后别再毛捣你绪叔了，你绪叔心里难受呢。”

1978年9月，我参军入伍离开村子的前一天晚上，我正在收拾家当，绪叔叼着烟袋锅子来到屋里说：“青年，走，跟我回家。”

天黑，路也坑洼，只看到绪叔的烟袋锅子忽明忽暗，时不时映着绪叔那沧桑的脸。

屋里，绪婶正在捣蒜油灯下，两个孩子瞪着眼盯住方桌上两只对扣着的大海碗。

绪叔把上边扣着的海碗掀开，是一碗冒着热气的饺子。绪叔把海碗往我的面前推，“吃吧，青年。你婶包的，你婶说了，青年来了一年，帮咱家办了好些事。要走了，舍不得。”

我就是给培叔家带过几包凭票供应的洗衣粉，给绪叔家的孩子送过些作业本和铅笔。

绪婶把调好的蒜汁搁在我跟前，“吃吧，锅里还有啊！”

我夹起一个饺子塞进嘴里。萝卜油渣馅的，油渣搁置的时间久了，已经有股刺啦味了。

两个孩子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心里酸酸的。

我把饺子分到另一只碗里，趁绪叔绪婶不注意，递给了两个孩子。

油灯下，绪叔一直闷头吸烟，不说话。

绪叔送我到门口，绪叔说：“刘青年，叔家家境不中，别笑话叔。叔欠你的。”

黑暗中，我没有让绪叔看到我眼角的泪。

第二天，队里的人都出来送我。队长还端着一碗荷包蛋。队长说：“咱队里穷，青年来了一年，有对不住的地方多担待啊。啥时候回来探家，来村里看看。”

我给大家鞠躬，谢谢大家的关照。我说：“昨晚在绪叔家吃的饺子，现在还撑得慌哪。”

人群中的绪叔蓦地抬起头，满是皱纹的脸笑得跟花儿一样。

（有删改）

“东方睡狮”考辨

智效民

把中国比为“东方睡狮”，好像出自拿破仑之口。最初听到这个说法，还以为他的意思是说，睡狮一旦苏醒，其作用和影响可了不得。没想到后来读《江穰卿笔记》，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汪穰卿笔记》是汪康年的笔札汇编。汪早年入张之洞幕，后来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并先后创办过《时务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刊物，是晚清以来的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在该书卷八“琴瑟寄庐类稿”中，有“睡狮”条曰：西人说中国是东方睡狮，我多次打听是什么意思，对方总是笑而不答。后来碰到一位驯兽师，才明白其中含义。驯兽师说，过去的驯狮办法，是让母狗哺育幼狮，让其在成长中具备狗性，以免伤人。后来发现这办法不灵，就改用涂抹鸦片的牛肉来喂它们。这样一来，狮子在上台表演时，表面上还能张牙舞爪，大声嗥叫，实际上却少气无力，昏昏欲睡，就好像是在梦里说胡话似的，不会危及人的安全。于是，人们便把这种“殆将长睡，永无醒时”的畜生，称之为“睡狮”。看到这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原本还可以给国人带来一点安慰和希望的“东方睡狮”之喻，竟然是这个意思！

说到鸦片，只要是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在中国泛滥成灾？其中除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对此，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早已指出：外来祸患固然重要，但内政修明才是决定性因素。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已经是个法制有名无实、民生痛苦万分、“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的社会，所以才无法阻止鸦片的泛滥，才错过了一次“大胆接受西洋近代文化……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的机会。另外，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论及清军的状况时也说，这支军队不仅有吃空额、克扣兵饷等陋规，还要把目光转向社会，寻找发财机会。其中，浙江武官出售兵缺、广东绿营开赌收费、福建水师将战船租赁出去进行走私等现象尤为严重。于是，整个社会就像作者所感慨的那样：“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毒化着社会空气，腐蚀着人的灵魂。

这让我想到关于拿破仑的另一则轶事。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说过：“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认的……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他还说：“这种变相的陋规之风甚至吹到外国而进入拿破仑的家里。拿破仑有个中国厨子，服务周到而忠心。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就吩咐他的左右说：‘你们要好好地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国朋友很爱钱，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一开始我还不大明白“伟大的国家”与“五百法郎”有什么关系，参照所谓睡狮之喻，我才发现“伟大的国家”云云，不过是一种反讽，那意思是说：“尽管他的国家将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只要给他五百法郎，他就会出卖自己的人格，变成你的奴才。”难怪那位驯兽师在解释睡狮的含义时，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贵国之大，犹狮子庞然也，受毒之深，奚止于鸦片耶？”看来，如果说鸦片是一种人体腐蚀剂的话，那么，贪污腐败则是一种社会腐蚀剂。驯兽师所谓“奚止于鸦片耶”的疑问，显然与这种社会腐蚀剂有关。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汪康年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如今，距离汪氏所处的时代又过去100多年了，他所谓“复民权、崇公理”的愿望，不断地有人提出，又不断地归于失败。大约十几年前，龙应台在比较了汪氏之语和李慎之的论述之后，曾有如下感慨：如果总是重复前人的痛苦，重复前人的努力，整个民族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中。说到这里，她也忍不住地说：“温习中国近代史，翻过一篇又一篇文章，不免生气；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

（选自《齐鲁晚报》）